逄春阶
　　《潍坊晚报》走过了三十年的匆匆岁月，她见证了潍坊的巨大变迁，滋润了风筝都老百姓的心田。作为参与了她创刊的报人，我由衷地祝福她。前几天，没见面的新同事让我回忆一下创刊的一些细节。鲜活的细节真是不少，一时无从下笔。我珍藏着《潍坊晚报》创刊号，也写过创刊前后的日记，可惜一时找不到。就凭记忆说几件事吧。
　　从1992年起，我在潍坊日报文体部当“周末版”的二版编辑，编辑部设在当时的工农路41号。那时，我27岁，一门心思地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干得很带劲儿。那是我成为报人的起点。
　　1993年春天，我们部门开业务例会，王存玉主任好像那天有事，主持工作的胡全福副主任说潍坊日报社筹备创刊《潍坊晚报》，孔德平老师去干副刊部主任，他推荐我干文学副刊编辑。我非常高兴，平时我就爱缠着孔老师讲诗歌，这下更方便了。当天晚上，文体部的同事们给我们送别，那天不知怎么竟然喝醉了，是因为对老同事的留恋，还是对新岗位的憧憬？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吐得一塌糊涂，趴在编辑部的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天色已黑，同事们都走了，王存玉主任还没走，递给我一杯水，说：“去了晚报好好干，做一个真正的报人，你写的稿子，哪怕有一句让人记住，也就有了价值。怎么才能让人记住？要有骨气，说真话，说人话。”王主任的话，我一开始觉得也就是大白话，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要做到非常不容易，但却是一个报人应该做的。
　　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人集中起来，编辑部设在原潍坊市地震局院内。可是《潍坊晚报》创刊遇到了麻烦，刊号迟迟批不下来，人员都组织起来了，又不好解散，大家都各自找事干。我记得广告公司有一阵还办了一个音乐蜡烛厂，我也帮着推销过蜡烛。
　　孔德平老师嘱咐我，无法办报，正好可以充充电。他给了我一本孔孚先生的诗论集《远龙之扪》，有近20万字吧。我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又用窗户纸订成的本子抄了一遍，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一字一句地抄，一字一句地琢磨，慢慢地，才对什么是好诗有了更深的理解，觉得忽然开了窍。
　　参与创刊的大都是年轻人，坐不住。转眼到了夏天，刊号还没批下来，总编辑张世新联系了淄博晚报，让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张总让我领队。我从小到大就没当过干部，突然叫我领着四个同事去淄博，一时没有头绪。临别，张总嘱咐我，千万别出事，尤其不能出安全事故，平时跟着淄博晚报的人实习，回到宾馆就不要乱动了，出门要请假。我当时太死板了，管理得太死，就连人家上街买个牙膏也要管。有一天，淄博晚报组织我们去蒲松龄故居参观，我们拜谒了蒲松龄搜集故事的柳泉、蒲松龄墓等地，我还买了一把南泥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有人提出找个小酒馆喝点酒，我其实也想喝，但想起张总的嘱咐，就没松口，几个同事闷闷不乐地到食堂里各自吃饭。
　　我们一起住在淄博晚报社大厦边上的一个宾馆里，我跟王志刚一个房间，吃完饭就在宾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里10点。刚灭了灯，我正跟王志刚聊天呢，聊的是蒲松龄的鬼故事，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起身去开门，门刚打开一条缝，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就“嗷”的一声，后面还站着两个，也是披头散发，张着大红嘴巴，我顺手抄起了屋里的扫帚，从里边伸出来，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地打，然后嘴里嚷嚷着：“鬼，女鬼……”王志刚爬起来，问：“在哪里，在哪里？”就听门外哈哈大笑。原来是三个美女同事捣鬼，她们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刚刚大学毕业，正是顽皮的时候，她们把脸用化妆品化成鬼模样，头发披散着，身上披着被单子。见我吓成那副鬼样子，不知道她们中的谁开口了：“小逄你也知道害怕啊？我们还以为你是木头人，除了工作啥也不知道呢。”我的脸一下子火烧一般，这才明白自己简单僵化的管理方式伤害了大家，她们这是在抗议呢。
　　半夜惊魂，给不苟言笑的我上了一课。
　　之后，我的心态也慢慢放松了，让大家各自安排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玩。有时，我们也去小店里小酌，吹吹牛。我们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跟淄博晚报的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朋友直到现在还交往，比如郝永勃，他成了我省的知名作家。
　　1993年底，试刊了两期后，刊号终于批下来，1994年1月1日正式创刊。1日下午，散发着油墨香的《潍坊晚报》印出来了，我们都到街上去卖，市民纷纷驻足，有的人一下子买了20份，说是要收藏。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报纸一直卖到晚上8点多，张总说，大家庆贺一下，都喝了点酒。
　　创刊了，日子一下紧张起来。孔德平老师特别信任我，他把一摞空白签稿单给我，在主任签字一栏全部写上“孔”字，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我审核的稿子，可以直接上版。孔老师提前签好了字，是彻底放权，他这样，我反而更紧张、更认真地编稿。
　　1995年的秋天，我又接到去安丘王家庄子扶贫的任务，离开了编辑部，住在峡山水库边上的东吴家漫村，但我依然给《潍坊晚报》写稿子。1996年9月，我开始在大众日报驻潍坊记者站试用写稿，不久成了驻站记者，1999年7月调到了济南。
　　在晚报的日子，是我在潍坊最难忘的日子，同事之间互相照顾，真是亲如兄弟姐妹，业务氛围很浓厚，有时为了一个新闻标题争论不休。我记得，有一次张总不同意刊发一篇稿子，批了一段话，李学敏主任在张总批示的上面写了一段话，给张总“批示”回去，据理力争，稿子终于上了版。有的稿子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见报，记者想不通，主任就请记者到小店吃饭、喝酒，泄泄火。等记者消了气，第二天又奔跑在大街小巷。想起我的那些可爱的同事们，心里就很温暖，眼窝发湿。
　　大家不光在办报上互相关心，生活上也互相关心。我记得1994年秋天，我三舅开着拖拉机从安丘景芝镇到潍坊城区卖鲜玉米，一天没卖出几斤，他很沮丧地开着拖拉机找到我。孔老师就跟同事们说，小逄的舅舅不容易，大家帮帮忙，咱把这车鲜玉米买下来吧。鲜玉米卸在编辑部旁边的空地上，我三舅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这样感人的细节还有很多。
　　整天在全国各地采访，我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有时到潍坊出差，在宾馆的大厅里看到报夹，我会拿起《潍坊晚报》找我熟悉的同事，找到一个名字，就像见到了宝贝一样。后来，我的同事大多退休，或者担任了报社领导，不再在一线写稿子了，但我依然会从头版翻到末版，在内心里，我一直觉得我是“晚报的人”。
　　别人无法理解我的心情，《潍坊晚报》是一份我曾经见证她诞生的报纸啊，她的版面上曾经有我的痕迹。说真话，虽然离开了，但我依然牵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