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通志》是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的集大成者，而元代《齐乘》又记载寿光有仓颉墓，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所以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的说法就形成了。
《齐乘》载寿光仓颉墓 为仓颉与寿光最早记载
　　汉代时仓颉信仰已遍及全国，寿光的仓颉信仰与全国应是同步的。但据记载，最早确立仓颉与寿光关系的，应是元代于钦著的《齐乘》一书。《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作者于钦是元代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氏。《齐乘》中有两处记载。
　　一在卷二《巨洋水》：
　　（巨洋水）又东北径故益县城，古别出一支为百尺沟。又北径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
　　二在卷五《仓颉台》：
　　（仓颉台）寿光西北，洱水所径。《水经注》谓孔子问经石室，非也。《通志》云：“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识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
　　这两处记载，一说仓颉墓在寿光东北，一说仓颉台在寿光西北，于钦认为，寿光东北的仓颉墓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孔子石室”。该书引用了成书更早的北魏《水经注》和南宋《通志》。我们运用史料溯源法，看两书原文是怎样说的。
《水经注》载孔子石室 《齐乘》改孔子问经石室
　　先看《水经注》，《水经注·巨洋水》原文作：
　　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迳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国。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句本无“巨淀”二字，后人以为脱刻，加之。《续山东考古录》辨言：这是误将巨洋枝津（百尺沟）北流入巨淀与下句《经》文“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句连读所致。此处的巨淀湖应是前文“又东北，积而为潭，枝津出焉，谓之百尺沟”中的潭（湖），如王国维《水经注校》“巨洋水自湖东北流”，无“巨淀”二字；又如（北魏）郦道元注、（清）戴震分篇、杨应芹校点《分篇水经注》“巨洋水自潭东北流”，则直言是“潭”。
　　此句的寿光县故城在寿光东北20里，俗称牟城，即今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续山东考古录》：“《水经注》：‘巨洋水（自辟闾浑墓东）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又云：‘尧水径东西寿光二城间。’今牟城在益城东北，巨洋水东，尧水西，斟灌城（按：斟灌城为东寿光城）西北，即寿光故城无疑。”另，清代杨守敬《水经注图》标注“孔子石室”的位置就在牟城附近，而非巨淀湖。意思是：牟城西南，巨洋水东面有孔子石室，是旧时的庙堂。庙中有孔子像，还有弟子问经的画像，但没有碑，不知何时建立的。
　　《水经注》这段记载没有提及仓颉，说的是“孔子石室”，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庙，里面有“孔子像”以及“弟子问经”的壁画或雕像。而《齐乘》将“弟子问经”改为“孔子问经”，“孔子石室”改为“孔子问经石室”，并断言“孔子问经石室”即是仓颉墓，还推测孔子可能来访过。这里孰是孰非，或者原是孔子庙，后为仓颉墓？又或者本就是仓颉墓，《水经注》有误，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既然《齐乘》在叙事时指向了《水经注》，所有的讨论又都离不开“孔子石室”，我们姑且以《水经注》为寿光仓颉墓之缘起。
依据《通志》和《齐乘》 确定寿光为仓颉书出土地
　　再看《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历代金石》原文作：
　　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
　　通过对《通志》原文与《齐乘》引用的对比发现：首先是“叔孙通”而不是“叔孙”；其次是“十二字”，而不是“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是《齐乘》的疑问，《通志》中没有。这是于钦对“孔子问经”的推测。
　　前面已说过《通志》所言的“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即《淳化秘阁法帖》中的“仓颉书”。北海是地名，应指宋代的“北海县”，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故址在今潍城区西关。北海县的东界，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既然南宋的《通志》说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而元代的《齐乘》又说寿光有仓颉墓，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那么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就水到渠成了。
　　至此可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孔子石室”及“弟子问经”，到北宋《淳化阁帖》首见仓颉二十八字，又到南宋郑樵《通志》的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再到元代于钦《齐乘》中的“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至此，仓颉墓在今寿光境内，“仓颉书”周代出土于今寿光的说法形成了。
　　明代寿光在县城西门外重建仓颉墓，以后清康熙、乾隆，以及20世纪初等寿光历代县志在介绍此墓时皆引用《通志》，大概寿光明代仓颉墓就是依据《通志》和《齐乘》所建。也因为《通志》和《齐乘》，使寿光后来成为仓颉信仰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