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已经有“仓颉作书”（或称仓颉造字）的记载，秦代推出识字课本《仓颉篇》发行全国。汉代仓颉开始神化，并得以丰富、发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仓颉信仰在两汉时期已经遍布全国，这应是仓颉信仰的一个高峰。
战国末期有“仓颉作书”说法 秦始皇全国普及《仓颉篇》
　　关于“仓颉作书”，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已有记载，如《荀子·解薮》：“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以仓颉为例，说爱好文字的人很多，而只有仓颉一人传世，因为他用心专一。荀子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即学宫主持人），“仓颉作书”的说法可能已在战国末期的齐国传播开来。
　　《韩非子·五蠹》载：“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仓颉作书时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这里韩非以公与私的造字原理来说明公私相背的道理。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他曾出使秦国，却被李斯离间而下狱，不久死于狱中，但他的思想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仓颉作书”的记载。《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推出的识字课本《仓颉篇》开篇说：“仓颉作书，以教后嗣。”《仓颉篇》为丞相李斯所作，这说明秦代“仓颉作书”已得到官方认可，并大肆宣传、普及。
　　李斯也是荀子的弟子，至此可看出“仓颉作书”的一种主流传播路线：荀子—韩非—李斯。齐国是战国时期的东方大国，稷下学宫是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荟萃之地，荀子三次担任祭酒，其思想对当时影响深远，他对“仓颉作书”的传播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将他的思想带到了秦国，特别是李斯，以仓颉命名范书，并发行全国，使仓颉作书深入人心。
汉代对仓颉不断神化 仓颉传说基本完备
　　西汉初年，刘安所撰《淮南子》中出现了神话版“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东汉初年，班固修《汉书》，在其《古今人表》中的“黄帝轩辕氏”一栏，列出仓颉一名，并注明乃“黄帝史”。这是最早确认仓颉身份是黄帝史官的正史，以后历代文献基本沿用此说。
　　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作《论衡》一书中，仓颉形象开始清晰，“仓颉四目，为黄帝史”。东汉许慎所编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里面说“黄帝之史仓颉，为黄帝记事之官……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受到启发，从而创造文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对“仓颉作书”作了较为科学的总结。
　　《春秋纬元命苞》是东汉纬书（一说西汉末年），所谓“纬”是指假托神意解释经典，是经学与迷信的混合物。此书综合了此前的各种说法，把仓颉描绘为：“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卫之利乡亭。”这里仓颉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黄帝的史官，而是升格为“仓帝”“史皇”，与黄帝平起平坐了。仓帝建都阳武，治理天下110年，死后葬于卫地的利乡亭。
　　同样是纬书的《河图玉版》则记载：“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帝。”这里也称仓帝，并增加了作书的地点，即阳虚山，玄扈、洛汭之水。《春秋纬元命苞》和《河图玉版》两处记载对于后来一些地方建造仓颉庙、墓起了关键作用。
汉墓中出土仓颉像
东汉时其形象已定型
　　秦汉时期的仓颉信仰不只存在于文献中。甘肃、新疆、安徽、四川的汉代墓葬中都曾出土过《仓颉篇》竹简或木简，这些墓葬有的是中下层平民，有的是基层官吏，还有上层统治阶级。其传播的范围已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远至边塞、南方，并通过河西走廊传播至西域。
　　2004年，江苏扬州西汉初年吴王家族刘毋智墓，曾出土一件陶制熏炉，炉壁墨书“仓颉”二字。此炉为祭祀仓颉的礼器，证明西汉已有仓颉祭祀。2005年—2011年吉林赤柏松城址考古出土了一件滑石器，器身刻有小篆“仓颉”及“仓”字，该器是一件文案镇器。
　　1954年，山东沂南县北寨村东汉墓出土了一块仓颉造字画像石。左边一人四目，披发长须，衣着兽皮，左手伸出，五指张开，坐在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下，正与对面一人交谈，人物下方榜题为“仓颉”。1972年，临沂吴白庄东汉晚期墓又出土了仓颉造字画像石。画面中间有一棵大树，树下一大鸟衔带，树上二小鸟各自立于巢上，树上左右又各一大鸟站立。画面右刻一人，长发后梳，着长袍，四目，左手握笔，右手持物，坐于榻上，面前摆放盘、樽等。左边刻一佩剑之人，头戴高冠，左手前伸，右手执物，身体前倾，似在请教。
　　这两件画像石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仓颉像。两石与仓颉四目的记载互证，说明至晚在东汉，仓颉四目的形象已经定型。除此之外，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仓颉庙碑》，刊刻于东汉延熹五年（162），原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内，碑文曰：“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书，以传万嗣。”河南地区出土过带有“仓颉”二字和五铢钱纹饰的汉砖。据统计，在众多的仓颉遗迹中，始建于汉代的就有四处，分别是：河南的南乐、虞城、开封和陕西的白水。这就说明，在汉代，仓颉信仰已很流行，全国各地为纪念仓颉而起墓、建庙，并且举行祭祀仪式。
　　结合文献和考古，可证知，两汉时期仓颉传说的各种元素：人物、身份、地点、过程、影响，基本完备，这应是仓颉信仰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