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秋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已去世好多年，我的两个哥哥早就分家另过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自己的名字，所以，那棵大柳树也就归了我。
　　堂哥帮我们兄弟三人分父母遗产的时候，我一点也没去听，父亲的老屋、老屋里的财物，我都不在乎，我觉得有这一棵大柳树就足够了。
　　大柳树在村子的东北角，与老宅遥遥相望。
　　大柳树下约有六分地，南北瘦长，大柳树正好在中间，将地隔成了南北各一块。南边的地是一片枣树林，因为我曾被枣树的刺扎过、被树上的马蜂蜇过脸，所以不喜欢南边的地。北边的地入我的心。
　　大柳树吐芽时，父亲忙完大田的活，闲暇时间都在柳树北的这块小地里。一锨一锨翻地，一耙一耙耘地，点瓜种豆。瓜是菜瓜、甜瓜、面瓜，一窝一窝地浇水，一窝一窝地布种，一窝窝地埋土；豆是菜豆角，围了地的四边来种，待豆角爬蔓，就插上树枝架起来，正好做挡鸡挡鸭的篱笆。
　　父亲弯腰在瓜田劳作，任我爬上他的脊梁嬉闹。实在累了，就把我托上大柳树，折一个柳笛给我。有时他也给自己折一个柳笛。细的低的我的笛声，重的壮的他的笛声，像地上大柳树那稀稀密密的影，闪闪烁烁着。
　　大柳树上搭一个凉棚，很多时候我趴在那里，看那瓜种吐芽、瓜苗爬蔓、开花。直到天黑，听母亲在屋子的东山头上高喊：“三，回家喝汤了。”我这才一个出溜滑下了大柳树。
　　地上的瓜蔓爬得比大柳树的树荫还密时，就有瓜可以摘了。最早熟的是甜瓜，母亲会慢慢放进竹筐里，用毛巾盖了，送去姥爷家。其实，姥爷家的日子更丰盈一些，母亲回来，竹筐里会多了点心、糖果，还会有半块甜瓜。大柳树下，母亲将半块甜瓜递到我嘴边。我推开让母亲吃，母亲只轻轻舔了一小口，说：“真是好孩子，你吃吧。娘在你姥爷家吃了那么多了。”
　　母亲生病之后，父亲再没种过瓜，直到他去世，那曾经的瓜田早就荒了。地荒了，大柳树却没荒，几年间就有几人合抱的粗了。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那大柳树下站站，在那里看树影、听蝉歌、望月亮。
　　那儿柳芽香、柳絮飘，那儿柳叶沙沙作响。
　　父母的坟在村外的东南角，那坟前长有三棵柳树。
　　父亲去世时，帮工的邻居从我家那棵大柳树上砍下几捆树枝，截成一段一段，缠了白纸。我和两位哥哥手持这哭丧棒，在那小雨天里长跪长哭，一路向村西。
　　哭丧棒插在了坟边，上面缠着的白纸在风雨中断了，乱了。三根哭丧棒在春天里发了芽，抽出了长长的枝条，慢慢长成了三棵小小的柳树。
　　从村外的东北角到西南角，一种情感，两种角度。
　　这么多年，我几乎从不在清明或父母的祭日回老家，我觉得一个常年在外的人，有独属于自己的怀念和悲伤。我只想在那荒荒的旷野里，一个人坐在父母的坟前，就那样默默地坐着。默默怀想那个本来不识几个字，却偷偷拆看我信件的老头；默默怀想那个瘫在炕上，大声哭着是她耽误了小儿子的女子。
　　柳树在风中摇动，树荫一会遮住了我，一会又将我闪在了阳光里，光影闪闪烁烁，就像忽然笑了又忽然哭了的我。
　　村东北的大柳树，是我笑的回忆；村西南的小柳树，是我哭的怀念。
　　那年，我回老家。二哥说：“那棵大柳树我砍了，准备打些家具……”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再也听不到后面说些什么。
　　村子东北角的那片荒地里，大柳树的确已被砍倒，无根无梢地横在那里。我用力拍打着那粗粗的树干，一时无法抑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那时，骄阳如火，却再也没有了浓浓的绿荫。
　　或许，在一直生活在老家的二哥眼里，那只是一棵柳树，一棵根梢可以做烧材、树干可以做木料的普通的树。大哥对此似乎也没有异议，大哥是一个木匠。
　　一种想念，就这样缺了一角。村子的东北角，这关于我童年的忆念就这样被连根拔除了，只剩下村子西南角，那祭念的一角。
　　父母坟前的柳树，一年比一年旺盛。三棵树，多像他们的三个儿子，围在坟前，日夜凭吊。大柳树没了，大柳树的树枝洇生的这份情感，却越来越茂盛。
　　那年，我再回老家，提了两捆纸钱，去祭拜父母。可是我在村西南的那片地里，转悠了好久好久，甚至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气喘吁吁赶过来的侄子说，那三棵柳树也伐了。
　　村东北的柳树，没了；这村西南的柳树，也没了。老家，成了无处可以笑，也无处可以哭的地方了吗？站在空空荡荡的田野里，我一片茫然。
　　作为一个儿子，竟然找不到了父母的坟茔，这是多大的笑话？遥望故乡，我心中不仅仅只有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