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庆勇

　　说起年画，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应该不陌生。那时的农村，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比较单调的：大部分家庭没有几本书，仅有的小人书，孩子们甚至都能背下来；电视机（当时属于农村结婚的大件之一）尚未普及，频道不多，而且接收信号不好；收音机算是最普及的，《杨家将》《岳飞传》等评书家喻户晓，然而还是有的家庭买不起收音机；村里有时会有京剧团、吕剧团来演出，放电影的来得多一些，每次活动都算得上是村里“惊天动地”的事。所以，我认为当时最方便、最廉价、最普及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得是看年画。
　　阳历年一过，新华书店里各式各样的年画好像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悬挂着一排一排、一列一列的，琳琅满目。大集上，卖年画的也开始出现了，增添了很多文化气息，让人眼前一亮。这些年画色彩鲜艳、题材丰富，有伟人头像，也有影视明星、才子佳人、大胖娃娃；有四季花鸟、山水条屏，也有连环画、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有木版画的年年有鱼、灶王爷，也有山水、中堂、年历等，应有尽有。年画内容中，不仅有牛郎织女的浪漫传说，更有民族英雄精忠报国、可歌可泣的雄伟事迹，从保家卫国的杨家将到还我河山的岳家军，从穆桂英挂帅到岳母刺字，还有木兰从军、武松打虎、甲午风云、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成为乡村一年中难得的文化盛宴。而且，年画好看又便宜，一张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家庭困难的就少买点。
　　还是孩子的我们则三五成群地到书店里、到大集上、到邻居亲友家，如饥似渴地欣赏这些内容丰富的年画。当年看年画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些感人的英雄事迹和历史故事，以及浪漫的神话故事和爱情故事，已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现在想想，年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童年生活，还启迪了心灵，甚至成为我们最初的文学启蒙。所以，年画除了寄托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起到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当时，年画由各级新华书店专营，既零售也批发。冬天农闲，为了增加点收入，一些农民便从镇新华书店批发年画到各个集市上售卖。于是，家乡逐渐有了一支赶集卖年画的农民大军，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卖年画这个行当看似简单，实则辛苦，起早贪黑不说，季节性很强，只能售卖从元旦到春节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过了除夕就没人要了，尽量不压货。在我的记忆中，卖一张年画能挣一毛到几毛不等，一张中堂年画能挣一两块，这已经算是相当可观的利润了。以免压货，有时回本就卖，再加上天气及其他原因损坏的，一个集下来能挣十来块钱就很不错了，还要防备个别在集上浑水摸鱼偷钱、偷画的，否则一个集就白干了。在我的印象中，最好的一个冬天，卖年画挣了200多块，父亲高兴地买了个猪头，全家美美地过了一个年。
　　其实，我对年画的特殊感情，还因为我也曾跟着父亲卖过年画，亲身体验到了其中的辛劳。那时，我已经上了师范，放寒假时才能和父亲一起赶集卖画。当时赶过很多集，如郑母、谭坊、龙岗、店子、夹河子等。为了多挣点钱，不管刮风还是下雪，哪个集下货快就去哪个集，二三十里路也不嫌远。交通工具就是辆大金鹿自行车，相当结实，年画装在一个大纸箱里封在后座上。
　　为了占一个好地方，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约上同村卖年画的一块赶路，互相照应。当时，农村基本上都是土路，坎坷不平，又是摸黑赶路，难免会摔倒。人摔疼点不要紧，若是年画摔坏了就太可惜了。到了集上，天刚刚亮，父亲顾不上歇息，赶紧找一个背风靠墙的地方铺开摊子，先把年画一摞一摞摆开，再将一张张样品用夹子夹好挂在墙上，然后就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顾客的到来。
　　那时候的冬天真冷，我和父亲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和手套，还是经常冻了手脚。饭都是自带，一般是煎饼、咸菜，有口热水喝就行。集上也有卖包子的，香气飘得很远，好像只吃过一次。农历腊月二十前，差不多下午二三点就能收摊，农历腊月二十之后要赶到天黑，回家也就比较晚了。到家后抓紧时间清点年画，然后再抓紧时间到新华书店退货、进货。说到进货，也是个学问，要研究不同年龄段顾客的心理，年轻人、老年人喜欢的不一样，村和村、集和集也有差别。另外，漂亮、应时的年画可以多进些，拿不准的少进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不断提高，年画的题材会年年更新，所以进货也要与时俱进。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年画作为一种曾经盛行农村的传统文化，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一张张新鲜的年画滋养了我的生活，在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更加感恩父母，感恩时代，感恩今天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