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如愿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为躲避敌机轰炸，课堂从露天搬进窑洞。1938年，于敏毕业后转入马列主义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聆听朱德讲战争形势。次年进入《新中华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凡登在第四版的毛泽东手稿，都由他亲送藏在万佛洞中的印刷厂校印。
踏上秦川向延安 幸运见到毛主席
　　于敏和王滨去延安的路上并不顺利。经渑池时，王滨因“误闯”国民党军炮兵阵地险遭枪毙。在西安车站，于敏的钱袋又被贼盗光。好歹踏上秦川，大路坑洼不平，但国民党军尚未来得及设卡，还是畅通的。那时全国各地的青年，三五成群，每天都有，背着包、唱着战歌踏过这光明之路。“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当马牛。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夏神州……”纵然十分疲劳，但心中的信念是爬也要爬到延安。
　　“正是五一劳动节……”于敏在《自传》中回忆：“延安的庆祝大会刚刚开完。红旗四散飘开，队伍纷纷离去。延水粼粼地反射着夕阳，群山欢乐地回响着高亢的壮歌。啊！你这雄伟的古城……”
　　“当天晚上，兴奋异常。在城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礼堂看了京剧《打渔杀家》……终场时群起鼓掌。前排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毛泽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华民族的伟人，抗日救国的舵手。”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于敏和王滨来到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救亡演剧第一队”的人员大部分也来了，大家希望他俩去鲁艺，但二人另有打算：既然到了革命圣地，必须先学会打日本鬼子的“实实在在的本领”，为此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坐落在延河之滨的兰家坪一带。校长成仿吾，当年是创造社的三大干将之一。于敏和王滨是“陕公”第25期新生，全队百号人，每七人住一孔窑洞。王滨、于敏分在一组，哥俩就地挨着铺开了卧具。
转入“高研班”学习 听朱德讲战争形势
　　陕北公学的课堂是露天的，空气清新，天晴时还可以晒到太阳。学员每人有一块小木板当座椅，双膝就是写字台。第一堂课是游击战争，教员是教务主任周纯全，经历过长征的一位红军将领，他用亲身经历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讲活了。校长成仿吾讲中国革命运动史，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陈昌浩讲世界革命运动史，他音高声大，浓重的闽音普通话叫人难以听清。
　　于敏很满意陕北公学的环境氛围，但也时不时面临危险。有一次，正是星期天，不少人进城逛书店，突然日军飞机扔下炸弹，弹片飞入书店，击中了一名姓邓的女同学。第二次轰炸时，30多人躲入石洞，不幸同时遇难。从此他们不敢露天上课，也不敢留在窑洞里，怕炸塌了被活埋，只好到山沟里躲避。这时有人献策：每个窑洞纵深挖一小洞口，横向挖成隧道，使窑洞内部串通。建议遂被采纳，终于不必每天跑山沟躲飞机了。
　　1938年8月，于敏光荣入党。若干年后，他总结其人生履历，认为“接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是我的第一次启蒙，‘三次论战’是我的第二次启蒙，到了延安，接受党的教育是第三次启蒙”。
　　8月，这一期学员毕业了。大部分学员分赴敌后各根据地；于敏等少部分人转入马列主义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在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党中央抓教育不遗余力。中宣部为干部们开了大课，“高研班”学员也去旁听。王明讲马列主义，陈云讲干部政策，王鹤寿讲监狱斗争，柯庆施讲抗日统一战线，艾思奇讲哲学。朱德从前方回来，还用4个半天，为大家详尽地讲了战争形势。
　　1939年1月，高级研究班结业。学员们高唱《毕业歌》各奔西东。于敏与其他4人去《新中华报》报到，他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到《新中华报》工作
有幸校印主席手稿
　　1939年在延安创刊的《新中华报》，主编是李初梨，社长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兼任。于敏被安排负责第四版，专论和文艺作品，既是编辑，又要做外勤记者。
　　当时国家的局势是日军锐利进攻，国民党失城丢地，八路军、新四军则北南辉映，不断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在1939年伊始，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兴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于敏他们每天哼唱着“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只为着秋天收成好，多打粮食送军粮……”英气勃勃地走在上下班的路上。报纸当然要报道这亘古未有的新气象，因此于敏兴冲冲地出发，迅即写出了平生第一篇新闻稿件。
　　然而，这件“处女作”偏偏出了错误。
　　原来，于敏采访的是一个搞农业冲锋在前的军事单位。消息发表后，立即接到电话，说是新闻有误。原因是于敏听错了受访者用浓重的闽音所说的计量单位。这件事犹如当头棒喝，使他由此记住：记者不仅要头脑清楚，眼光明锐，嗅觉灵敏，而且要精细、谨慎，一丝不苟。
　　主编李初梨对于敏很信任，宣布除了上面下来的专论不能有一字更动，其他稿件一概由于敏处理。更让于敏得意的是，凡属登在第四版的毛泽东的手稿，都由他亲送印刷厂校印。于敏清楚记得，毛泽东习惯用薄细宣纸，其字迹龙飞凤舞，常常一道一道线划到边上，大圈套着小圈，修改了还要再修改。每有毛泽东手稿下来，于敏必须亲手捧送清凉山印刷厂，面对那些识字不多的印刷工，不厌其烦地细细指点。遗憾的是，那些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去向他也无从知道。
　　晚年的于敏非常怀念清凉山下的万佛洞。洞内石壁上，有北魏时期的石刻佛像，里面的那些印刷机器，是从来不怕鬼子飞机轰炸的；那一张张、一捆捆，刊载着“革命信息和真经”的报纸，就是从这儿诞生的。
　　万佛洞也有隐忧。有一天，报纸第一版出现了政治事故，中央下令全部销毁重印。在追查责任过程中，发现地上有烧糊的纸片，上面有可疑的字迹。经查验，这竟是第一版编辑高某所为，是他向西安特务机关报告的。真是令人震惊，国民党的特务就睡在榻旁，距离中央军委不足100米。
　　这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青年举行盛大庆祝集会。会前毛泽东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警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在纪念大会的现场讲话中，毛泽东又补充说：“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这番话被于敏视为圭臬，一辈子坚定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