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幼年随父母来到烟台，在学校认识了王滨。辍学后，在王滨影响下赴沪，当了一名电影场记。他与好友讨论革命问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波及山东，在家乡教学的于敏辗转来到山西平陆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一次赴武汉送密信的任务结束后，于敏与王滨重逢，经组织批准，一起奔赴延安。
幼年全家到烟台 洋学堂里“启蒙”
　　于敏原名于民，1914年3月15日出生于潍县（今潍城区）城关新街子。母亲姓徐，烟台人。他的父亲得到一位“干娘”的帮助，去烟台轮船上做小“抗破头”（买办）。这是一种收入可观但充满凶险的职业。于敏记事时，他大难不死的父亲已改行，在“干娘”支持下做了罐头厂的老板。
　　于敏4岁那年离开潍县，随父母到烟台定居。6岁入读烟台养正小学。毕业后入读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益文商专）。这里培养了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打下的英文底子也使他终生受益。
　　于敏一生有三次“启蒙”，而在养正小学和益文商专那段时间，是他的“第一次启蒙”。在益文商专，他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即后来大名鼎鼎、闪耀于舞台和银幕的王滨。王滨的老家是昌邑县夏店村，父亲是烟台英商洋行的保险经纪人。于敏记得，开学那日，他与王滨在校园相遇，两人互相盯着，像见到了梦中老友。王滨劈头就问：“你说，人生是梦还是梦是人生？”他则毫无迟疑地回答：“梦就是梦，人生就是人生。”殊不知这一问一答，让他们的精神生命扭在了一起。若干年后，于敏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他好像是天生的浪漫派，我则好像天生的写实派。他的浪漫气息从何而来，我尚不得知。我的写实派是有来历的。我已经知道了‘为人生的文学’的主张。我们两人从默契到莫逆，成为挚友，成为生死之交。”
　　于敏在益文商专度过了4年多的时光，从进步书刊中获取了新的营养。然而1932年，他父亲的罐头厂宣告破产。还有一年就毕业的于敏无奈辍学，向王滨倾诉他的“心魂不安”，王滨正在闹“家庭革命”，也无心读书，打算到社会上闯荡一番。受到好友的鼓励，于敏随即应聘进入烟台信民进出口商行，做了一名英文文书。
赴沪谋生成为场记 讨论“左联”大受教益
　　在烟台信民进出口商行，于敏感到越来越苦闷、孤独，遂大量阅读苏俄以及国内的进步书刊。这时候，王滨说自己到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做了电影演员，极力怂恿于敏南下谋生。在1933年一个秋日，于敏义无反顾地登上赴上海的渡轮。
　　从1933年到1935年，于敏处于一种“无业、自学”的状态。那时候王滨因罹患牙病，改变面容，使其“明星”梦破灭，无奈改做场记。于敏也对电影产生了兴趣。适逢王滨决定北上太原，去构筑所谓的“西北电影公司”梦想大厦，于敏随即代替他到联华影业第一厂，当了一名文书，后来有幸在姜起凤导演的《骨肉之恩》、费穆导演的《香雪海》中做场记。
　　这时王滨归来了，因为时局等原因，“西北电影公司”没有办成，他又住进了于敏、田方的亭子间。那间逼仄的居所，是于敏与王滨、田方“三孤魂”的栖息之地。在那里他们曾经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而革命”，以及文艺界“左联”的一些问题。这番讨论使于敏“大开眼界”“大受教益”。他认为“左翼社会科学运动，使我粗浅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是他的“第二次启蒙”。
回家养病广文任教 赴西北加入游击队
　　1936年，于敏因为重病，不得不回潍县疗养。病愈后到广文中学教初中英语，同时兼办校刊。那是一段宁馨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头打响第一炮之后，山东半岛再不平静。8月，淞沪会战又打响，战争的威胁如骇浪波及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到处是逃难人群。广文中学“乱成了一团麻，学生大部离去，教员们也都惶惶然各自为计”。于敏遂收拾铺盖回家。
　　于敏怀着投笔从戎的抱负离家出走，先至南昌，再到武汉，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而此时他偶遇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成员宋之的是他的老熟人，介绍他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自己的老朋友李初梨帮忙安排。
　　于敏来到西安，但遗憾的是李初梨不在，他得知去延安的道路现在不通，只能等待，更加心急如焚。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引荐他认识了叶以群，叶以群遂建议他先去山西平陆，参加那儿刚刚成立的一支抗日队伍。
　　于是，于敏急如星火，来到黄河之畔的平陆县，成为一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时在1937年之冬。
孤身潜行送密信 挚友重逢在武汉
　　于敏所在的游击队约百余人，队长让于敏当政治辅导员，任务是给队员们讲政治和时事，教材是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上海太原失手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于敏读罢，第一次领悟到领导权问题和全面全民族抗战问题，这或许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第三次启蒙”的酝酿阶段。
　　冬天匆匆过去。一个深夜，于敏接到命令，要送一封密信到武汉。他将密信卷成小纸卷藏在夹袍的领子里，背熟接头暗号，轻装动身，沿山川步行30公里，从太阳渡口过河，到渑池，再搭陇海路火车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提心吊胆，险象环生。到达武汉的第三天，他顺利地见到了“接头人”，完成了任务。此后他住进党组织安排的旅社，等待那“接头人”再来联系。可一天天过去却不见人影，正在他焦灼万分的时候，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迎面走来，竟然是王滨。
　　王滨刚从香港辗转而来，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田方所在的“救亡演剧第二队”由洪深率领，此刻也在武汉。于是这天夜晚，于敏和王滨、田方，当年的“三孤魂”异地重逢，把酒共酌，同时计议各自的明天。于敏提出共赴延安，王滨和田方都表示赞同。但田方现下有演出任务，一时不得脱身。王滨则说：“我是光杆一条，自己有决定权。我愿去陕北，但有个条件——于敏必须一路同行。”
　　于是，于敏再次与“接头人”见面，讲了王滨的情况和打算。很快，组织上“同意”了。随后，于敏和王滨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他们崇敬的罗炳辉将军，亲眼看着那位“从奴隶到将军”神话般的人物，在介绍信上盖上了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