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鱼
时隔多年,再次回到船上工作,实在是别无选择,只能走自己留下的后路。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反正对于家庭肯定是亏欠的。
8月22日,一早从家坐动车去往天津,同行的还有船上的“机头”(机工长),我是第一次到这家公司工作,能有个老乡,蛮好的。中午时分到了天津,已经有其他船员到达宾馆了,“机头”和他们大多是回流船员,都熟,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吃了午饭。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人陆陆续续来齐了。
8月23日,船长组织大家一起去附近的医院做核酸检测,他们相互之间都熟悉,能搭得上话,真正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就三个人:我、二副、实习机工。很明显,我们就是形单影只的那三只。
中午原以为公司会管饭,结果并没有,一直到了晚上船长才说要一起吃饭。席间稍有拘谨,我也没放开。前一天刚认识的“铜匠”(在船上主要负责电焊气割方面的工作)一直说我能喝酒,但因为次日一早就要上船,我又是三副,当着船长的面不好多喝,只能推脱。不过,作为一个山东人,我没咋喝也喝了半斤。
8月24日,上船之前,我们统一去海事局检查行李,再去边防核对人员。因为疫情,手续和环节比早些时候复杂,等待时间也更长,大家百无聊赖,三三两两地都在聊天。
大家的行李箱全部大敞四开,几个福建同事的箱子表层红彤彤一片——全是茶包,福建产茶嘛。我的箱子也是红彤彤一片——明年是我的本命年,媳妇给买了若干红内裤、红袜子都塞在表面……
总算挨到了检查结束,行李上车。真的要奔向船上了,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像要奔赴战场似的。这种安静或许是出于对生活的无奈,也或许是因为妥协——但凡有个好去处,谁会选择跑船呢?
这种安静也让我想起了茫茫然第一次上船的经历。
2007年秋,一个阴沉的上午,父亲把我送到我的第一家公司,跟随公司人事经理、机务经理去船上实习。我那时年纪小,什么都不懂,忙中出错,把上船需要的证书落在了父亲的面包车上,还好父亲发现及时,又送到了公司。可我已经走了,公司老板亲自开车到港口:一来是给我送证书,二来是到船上看看情况。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让同事们有了诸多误解,给我带来许多苦头。
当天下午船就出发了,四点多钟,我在房间一觉醒来,打开房门站在走廊里,看到两侧都是蓝蓝的海水,一刹那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左看看,右看看,才终于明白过来,我已经上船了,我是个水手了,心里又有那么一丝丝骄傲。
船上有几个大哥很照顾我,愿意教,不到一个月我就顶班在驾驶台操舵。但与此同时,大厨和一个机工开始针对我。那时候住两人间,机工与我同屋,我值完班,他在房间里和大厨喝酒,锁了门不让我进去,还嫌我的鞋子臭,全给我扔到甲板上。大厨也经常旁敲侧击,问我和老板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老板会亲自给我送证书?唉,真是一言难尽,他不就是顺便吗。
送我们的车很快到了码头,现实把我从遥远的记忆里拉回。又要上船了,有些许难过,又有些许兴奋。这是一次新的旅程,至少我不会再把证书落在车上了,因为自始至终,我放证书的包都挂在脖子上,不曾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