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尽美的积极推动下,共产党帮助松散的国民党加强了组织建设,成立了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王尽美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山东的正式形成。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王尽美广泛团结国民党进步人士,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他积极推动下,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在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创了山东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严峻形势中毫不退缩 参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王尽美在《山东地方报告》中提到:“自1923年10月6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1924年1月3日突有吴案之变,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此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处4年10个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国民党的代称)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地加倍努力,竞争作工,原状已复。”
吴容沧是中共中央特派员,他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和偿还债务,拿着共产党的传单到通惠银行进行劝捐。劝捐不成,反被通惠银行告发到官府,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入狱。受其影响,其他在济南的共产党员也遭到官府通缉,王翔千等人纷纷逃到外地避难。这个事件在社会上给共产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导致中共济南地委的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此时,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正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他开完会,从温暖如春的广州回到济南时,迎接他的却是刺骨般的寒冷,冷的不仅是恶劣的天气,更是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
王尽美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以更积极的姿态大力开展国共合作,他首先参加了李大钊着手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建工作。
1924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织染局29号成立。李大钊、丁惟汾等人任部长,张昆弟任秘书,王尽美任工人部助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指导北京、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哈尔滨、山西、甘肃、新疆等15个省区的国民党组建工作。
召开会议传达情况 组建下层组织开创新局面
1924年3月24日,王尽美在济南组织召开中共济南地委和团济南地委联席会议,传达和报告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分析了当前山东的政治形势,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国共两党是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在现阶段,为了中国的革命,必须结成统一战线。这是他对“只有进行国共合作才能推翻军阀统治”当前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
王尽美说,在山东改组国民党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因为山东的国民党员虽有100多人,但处于涣散状态,组织上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工作多数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全省只有王乐平建立的平民学会在活动。而且,国民党成分复杂,改组肯定会遇到阻力,所以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同时,他又分析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共产党人熟悉下层群众工作的经验,到下面建组织是轻车熟路;另一方面,在山东,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与山东国民党的负责人王乐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联席会议决定帮助王乐平以平民学会为基础,以组建下层组织为重点,建立和发展山东的国民党组织。
王乐平在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受孙中山委派回到山东负责建立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1884年出生于诸城,18岁中秀才,早年即追随孙中山,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担任山东省议会秘书长。在五四运动中,他奔走疾呼于济南、上海、北京各地,积极争取对收回山东主权斗争的声援,并率领由80多名代表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赶赴北京请愿。1919年10月,他开办了齐鲁通讯社(后改称齐鲁书社),介绍新文化。1920年夏,他帮助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赵明宇等先进知识青年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康米尼斯特”是俄文音译,意为“共产主义者”)。又帮助王尽美等人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励新学会,后来,又推荐王尽美、邓恩铭组建山东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2年还与王尽美等人一起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年成立平民学会,并创办《十日》旬刊,该刊主旨是宣传三民主义。王尽美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正是这些密切的关系,山东的国共合作很快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1924年4月,在王尽美、王翔千等共产党人帮助下,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在济南成立,王尽美、王翔千等当选为执行委员。随后,又在青岛、烟台、青州、潍县等地建立了国民党临时支部。
5月,国共两党协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宣传反帝反封建。6月,合办《现代青年》周刊。8月,共同发起成立山东反帝大同盟。国共还在济南南关的三合街共同开办育才小学,作为国共两党的活动场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两党通过携手合作,开创了山东国民革命运动的新局面,也在全国起到了表率作用。
王尽美在《山东地方报告》中写到:“民校情形:自全国大会后,即筹备改组,最近已成立了临时省党部及济南、青岛的两个临时市党部了。由市党部临时委员同省党部临时委员办理登记及组织各区分部的事情。现在济南方面分为五区,每区皆有四个区分(部)以上,人数至多者30余人,至少20人、10人、七八人不等,统计将近百人。至于工作情形,却是与组织并行的,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的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9人(有民党7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
开导同志从大局出发 坚持原则注重策略
随着国共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党党员之间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并出现了摩擦。
为此,王尽美不断开导党内同志,要从国共合作大局出发,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成果,他说:“我知道同志们为此感到很委屈。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要合作就首先要学会包容与理解。‘吴案之变’发生后,如果不借助统一战线,我们能够照常开展革命工作吗?”“国共之所以进行合作,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们党虽然具有先进性,但领导的工人阶级毕竟还弱小,在目前情况下,还很难独立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想实现自己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有势力有影响并且在现阶段与我们有着相同目标的国民党,正是我们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王尽美还不断调节国共两党在工作中产生的矛盾。
王辩在《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一文中回忆道:“国民党进行改组后,国共合作,山东的党员差不多都参加了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山东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我们也吸收了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入党入团。这时期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国民党也做工人工作,但偏重拉上层,我们着重做下层工作。这时国民党的工作都靠左派(主要是我们党、团员)的力量去做。在选举中我们运用党、团的力量,能按我们提出的名单全部当选。有一次,我们的人及接近我们的人选得太多,引起山东国民党人王乐平的不满。”
王尽美开导大家要设身处地体谅国民党的感受:“你们想,开的是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如果选出的委员多是我们的人,让王乐平当光杆司令,人家能满意吗?如果他不满意,就会与我们貌合神离、离心离德,我们的合作就会大打折扣。
上次进行国民党委员选举时,王乐平怕他们国民党选上的少,就与我商议,想增加他们的名额,我就同意了。在选举时,我们的同志顾全大局,发扬风格,多投了他们的票。”
这显示了王尽美在坚持统战原则的前提下,对国民党的包容与理解,反映了他灵活机动的工作技巧。
批评李宇超暴露身份 重申保持党的独立性组织性
王尽美很注重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与组织性。李宇超之子李晓光在《纪念共产主义先驱王尽美——记我父母的革命引路人》中提到:“在王尽美的领导下,共产党和社青团的工作,在群众团体中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引起了国民党山东负责人王乐平的指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会议上对‘共产党的宣传超过了国民党’表示不满,父亲听后起而反驳,因而暴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
王尽美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狠狠批评了李宇超。他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对保守党的秘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都加入国民党了,都与他们一起工作了,何必再分你是什么党,我是什么党。同志们,这种认识很错误,也很危险,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多次明确告诫同志们:国共合作不是合家过日子,不分你我,而是要有原则、有分寸的,要做到亲兄弟明算账。李宇超暴露了自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就是违反了组织纪律。
我们对待统一战线的原则是:既要合作,更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不要依附他们;既要相互配合,但配合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顺从,该斗争时还要进行斗争。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左派想与我们合作,但他们的右派却在竭力排斥与破坏合作,对待这些现象我们就要斗争,绝不妥协。”
李晓光回忆:“王尽美因此批评父亲‘政治上幼稚,作法上冲动’。他帮助父亲提高了在统一战线中应该讲究策略的认识。”
由于王尽美坚决贯彻执行我党制定的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开拓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国共密切合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山东党、团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培养我党优秀青年 充实到国民党党部担重任
在推进国共合作的同时,王尽美注重培养我党的优秀人才,不断发展与壮大我党的组织。为了利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充实国民党的有生力量,王尽美还把李耘生、刘子久、丁君羊、李宇超等我党的优秀青年充实到国民党党部,担任重要工作。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1923年在青州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上学时,由王翔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州团组织的最早负责人,李耘生还担任平民学会青州分会的会长。1924年1月初,王尽美调他到济南专门从事革命活动。2月,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国民党党部工作。9月,任团济南地委秘书。
刘子久与李耘生既是广饶同乡,又是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的同学。1923年冬,由李耘生介绍入团,1924年任青州团支部干事长。1924年8月,王尽美调他到济南与自己一起办《现代青年》。
李宇超是诸城臧家庄人,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通过大哥李揆三认识了王尽美。在王尽美的影响下,他阅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书刊,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的夏天,经王尽美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了国民党正谊中学区分部的书记。12月,担任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负责人。
丁君羊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侄子,上海同济大学学生,1924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该校青年团和国民党的工作。王尽美调他到山东任国民党济南临时党部秘书、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
同时,经王尽美努力协调,王翔千、王用章、王辩、邓恩铭、邓子瑜、高永清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分别参加了国民党省、市、县党部的工作。
王尽美还领导中共济南地委的同志相继在济南火车站、大槐树机厂、鲁丰纱厂等地成立党支部。当时在工人中流行着一句口头语:“今天唱‘西皮’的又来了,下班去听啊。”CP是共产党的代号,西皮就是CP的谐音词。
在王尽美的指导下,在青岛、青州、齐河、潍县、寿光、广饶等地先后成立党组织,开创了我党在山东发展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