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贞以文学、文史为主涉猎多学：他早年撰写的文言笔记小说《渠丘耳梦录》，体裁、笔法堪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撰写起始时间也早于蒲松龄，但篇幅较聊斋短了不少，社会影响方面略微逊色。
侧重历史故事 罕涉现实题材
　　《渠丘耳梦录》（简称《耳梦录》）是张贞早年写的一部文学笔记小说，始于青年，完成于中年，但一直没有付梓。若干年后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付梓时，张贞现写的序言。本书与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题材完全相同，都是写鬼写妖，但两书语言文字表述并无雷同和袭用之嫌。
　　《耳梦录》分甲、乙、丙、丁四集。总共119篇，收录安丘一地古今奇闻轶事。其中甲集28篇，乙集14篇，丙集28篇，丁集49篇。
　　《耳梦录》记的是一个县的奇闻逸事，据安丘县志载，明万历十七年（1589）安丘仅有19174户，46767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后，战事不断，瘟疫流行，灾害饥荒加剧，不少地方十室九空。逄王一带（张贞隐居之乡）人烟几乎灭绝。清康熙后，才见逃亡者回归。稀少的人间烟火，能产生多少有意义的故事？而《聊斋》没有地域的限制，篇幅达431篇，在篇幅规模上《耳梦录》便薄了。
　　《耳梦录》中心内容侧重史料，兼顾现实，囊括了清初之前流传于安丘的名胜古迹和名人轶事。史料部分从旧有的故事衍化而来；记述底层的平民百姓及状写鸡犬猪牛传闻（个别近乎荒诞）的现实素材来自百姓的口头传说。不同于蒲松龄先生，鲜有作者的亲身经历。这一点，不免令人遗憾。
　　本来，张贞和蒲松龄一样，长期生活在农村，应该有机会接触农民，体察他们的疾苦。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底层百姓的压迫，以及自然灾害的袭扰，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蒲松龄就自称《聊斋》是“孤愤之书”，《耳梦录》系乡里琐言、传闻轶事，必然反映农民的疾苦才是，可惜没有。偶尔有，也是间接涉及。
　　如丙集《张命长》中，起首的“山翁忞大师曰，孝子张命长，山东安丘人也。壮为县吏，任侠，睹诸吏受赇多不法，知吏不可为，则弃刀笔归耕垅亩……”好在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民生灾难毫不客气，没有刻意回避。
　　丙集中的《李氏》讲述了因为康熙甲申大饥，落魄的丈夫孔玉奇，欲将妻子李氏领到邻县卖于男子。李氏得悉后，自绝食饮，丈夫百计劝诱无效，领到半路气血已槁。
　　丁集《牛瘟》记述康熙己丑牛瘟盛行，死者无算；丁集《沙鸡》记述康熙丙午，过沙漠之鸡，说有地震之虞。不想却是未几岁大饥至，人相食。邑人死亡流移者十之五六，说者以为不减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之惨。
生存环境优越
揭露黑暗不足
　　《耳梦录》文笔与《聊斋》极其相似，篇幅有长有短。最短的如《郑牛》《鱼》，仅有8个字和10个字。叙次琐闻，井然简洁；而《训儿小说》《张玉伦》《画衣》，都1500字左右；文言翻译成白话，都是情节生动而曲折的短篇小说。
　　丁集《赤蛇精》也有600字左右，所述志怪变化，如在目前，也不能与小小说同日而语。在借鉴继承史传文学传统方面，形成了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从篇目看，《耳梦录》似乎不失为一部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这样一本与《聊斋》有近似度的古籍，写作也先于蒲松龄，文学成就却在后来拉开了距离，甚至鲜为人知。后仅列《清史稿·艺文志》，没有产生社会影响。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位境遇不同。蒲松龄是借花妖狐魅的故事来揭露社会黑暗，予以鞭挞和嘲讽。张贞对民间疾苦，仅是同情而已，至多把自然灾害暴露出来。对官场的黑暗、当局的昏庸、官匪的勾结，都不去冒犯揭露。
　　张贞有拔贡并授官的机会，中举比蒲松龄早。虽然归隐杞园，但名分在那里，还享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对举人的待遇，比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对于科举制度没有切肤之痛的人，不可能予以批判，或站在人民立场上写出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何况张家原本就是身世显赫的簪缨之族。自张贞高祖张澄渡潍水卜居安丘城，走上读书为官之路。这一支因居安丘城南门里又称安丘南门里张，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科举世家，名门望族。张贞居住的杞园，附近置有田产六千余亩，是封建社会的大地主。总之，张贞属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是对新朝存有芥蒂，郁郁不得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