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
　　天气向晚，是给园子浇水的时刻。那些茄子、黄瓜和豆角，晒了一天，叶子垂落着，甚至叶茎上的毛刺也不再挺立。马上就要黑天，天空中没有云，也没有晚霞，只有团团羽毛似的沉闷之热，如果再不浇水，这些可怜的蔬菜就会死去。
　　水井到菜园215步，两只水桶重50斤。父亲说，要浇30桶水。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水桶灌满了冰凉的水，井绳吊着水桶像一颗喘息着的心脏，一米一米向上拨，几乎每拨一米，我都要咒骂一句这些该死的茄子、黄瓜。当年，我十二岁。
　　父亲思虑再三，打算自制一个压水井，一个离井口200多步的压水井需要一根长长的水管。当年的父亲像一个地雷兵一样，在我们的院子里东刨西挖，寻找德国人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我家分到的这处家属院是老胶济铁路的站舍，是一座当年德国人建的仓库，房子像个城堡，四周全用白石头垒起来，看不到水泥的痕迹，好在石墙宽厚，像一个肌肉男一样粗犷。后来，我在上海的湖南路附近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房屋，当时我站在街上久不能言——我家的房子跟这里的房子同出一宗，甚至屋后的法桐都长得相似。我们房子的石墙上面搭着黑红粗大的松木房梁，这些房梁承起那些细小的红色瓦片。院子很大，不知什么原因，东面的一处房屋被推倒了，断壁残垣上生着各种杂草，杂草中间零星地开着紫色喇叭花。夜晚，那里是野猫与昆虫的居所。很多个夜晚，人们围在生着艾草的篝火旁讲一些遥远的事情。我则倾听着各种虫鸣，想象着它们的居室里是否也钻得进夜晚的星光。
　　迎着夕阳的父亲不知疲倦地挥动手中的镐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德国人埋下的水管。父亲干得更加起劲，一米一米将水管从地下挖出来。铁管内壁锈蚀严重，父亲乐观地说，这不算什么，等压水井成了，这些铁锈自然就会被冲掉。
　　我每天放学后，依然重复着浇水的繁重工作。然而，我一天30桶水，似乎根本解决不了它们的饥渴问题。为了偷懒，我用水瓢一棵一棵为它们“精准”施灌。但是，一些蔬菜还是在无情地枯萎。
　　经过十几天的挖掘与试验，父亲有别于他人的压水井诞生了，当带着红黄铁锈的水流淌出来时，我高兴得无法形容。我狠狠地踢了一脚扁担，发誓再也不让这东西压在我的肩头。
　　可惜，水流细小，而且由于距离太远，压水井的压力太大，我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下去才能挤出一点水流，扁担发出了嘲讽的笑声。我赌气不认输，权当要锻炼我的臂力。不过，其间发生了一件悲剧，母亲压水时，由于她的力量太小，手柄弹跳起来正打在她的下巴上，流血不止，缝了好多针。
　　盛夏时节，井水开始枯竭。父亲让我下去挖井——因为没有升降设备，我身体轻，可以顺着井绳下到井下。父亲将绳子捆在我腰上，他拉紧绳索，将我慢慢放下去。井下阴冷而潮湿，手电照在井壁上，可以看见青苔上沾着水滴。井里传来幽远的风声，那是世界另一头发出的喊声。绳子垂到一半，我忽然掉了下去，绳子断了，我直接跌入冰凉的水中。父亲在井上大喊，我从浅浅的井水里站了起来，冰凉的水让我赶紧爬到井边的石头上，我紧紧贴着井壁，牙齿打颤，手电熄了，四周一片黑暗。那一刻，许多关于地底的神话突然冲撞出来，我吓得几乎要昏过去。抬头，井口很小，夏日的阳光打在井口的树叶上，一些像氧气一样的气体沉入井下，我看到头顶慢慢垂下来的篮子，于是我知道，我还活着。
　　我将井下的枯树枝装进篮子，父亲将篮子拉上去。整整一个上午，我沉在井底——说实话，井里很干净，没有传说中的宝藏，但也没有蛇虫和不见底的溶洞。井水少得可怜，也就是说，我和父亲在做无用功。井水就要干了，我们快没有水了。
　　父亲异常焦急，忙了这么久，如果没有水了，我们的菜园子咋办？我们家喝水咋办？
　　后来，父亲单位成立了送水队，从几十公里外的水库给我们送来了水。我们的小菜园有救了。我们也有了干净的饮用水。这事，过去三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送水车停在大院里，夏日的夕阳洒在送水车上，威武而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