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头

　　浏览当代文学，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小说、散文均有影响，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直至今天，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代表作奉为圭臬，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超越了时间。
　　我读汪先生第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随笔集——《草木春秋》，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树木的品赏，吃喝玩乐的雅兴，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有几个结尾雷同，如《昆明的雨》，以“我想念昆明的雨”作结，《咸菜茨菰汤》，以“我想念家乡的雪”作结，如小学生作文，一种幼稚的重复。
　　文人与作家应该有所区别，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比如鲁迅是作家，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汪曾祺作品亦然。《草木春秋》中，我最喜欢《泰山片石》一篇，“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承认伟大的人物……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作者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诚恳真切，另有几篇忆人的散文有史料价值，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汪曾祺“老来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他独辟蹊径，以十分平和的视角，从描写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写市井俚俗而颇得佳构。在“宏大叙事”还占着主流的当时，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如《大淖记事》里对“东头”生活的描写，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又如《受戒》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是对宗教世俗化生活的认可：唯有人，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
　　从这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表现永久的人性的立场。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大淖记事》《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独出心裁，但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如果说玩味态度无妨于散文，却未必适于小说。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如《异秉》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后柜”的描写，极尽罗列之能事，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只作大量铺垫，东家一笔，西家一块，如绣像如剪影，只是一些平面的铺排，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有“活起来”了的感觉。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沈从文仍然是“诗歌的”，他的文学审美，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有人说《金瓶梅》是彻底的现实，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沈从文也是，比如《边城》，《边城》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动的光晕，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汪曾祺则是写俚俗，他的短篇小说精巧、微妙，如古玩玉器，同时也耽于铺陈，耽于现世，耽于俚俗，所以汪曾祺是踏实的，安定的，自足于现世，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现世”就容易成为信仰和“宗教”。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就不会蹈向写作者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和尚世俗化生活的认可以及谐谑，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
　　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现世”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这与他前期闲适、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实则与他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陷在“现世”里了，失去了任何一条其他的出路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