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头

　　最近看了《觉醒年代》，它所致敬的，是一代大写的人，一种轩昂的时代面貌，这是《觉醒年代》的不凡之处。那个年代，也必然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投机的政客、醉生梦死的文人，但是这部电视剧把当时最好的一群人的精神气象拍出来了，以一种非常可信的方式。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型战争，都带来一代人的颠沛流离、生灵涂炭，但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来说，又大都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交汇融合。如果能站在一个更开阔之地去看待，百家诸子的轩昂，恰在于他们互相对抗之间有着一种共同的超拔之气象，不猥琐，不灰暗，不苟且。
　　春秋、魏晋都是战乱频仍，也都有生灵涂炭，但依然不能掩盖彼时思想精神之大，以及对这种涂炭的悲悯和拯救之共同愿望，也即以天下为己任。晋朝黑暗，但《世说新语》中留下来的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表为狂放实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命追求，是对大汉以降孔儒窒息之反抗。诉诸上世纪20年代，学人也是革命家，革命家乃至军事家们彼时无不有着深厚的学养和思想之锋芒。具体到其间的精英个体，都有一种超越小我的时代风貌。而《觉醒年代》恰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精神风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青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莫不是意气风发的一时俊杰，真实具体而有一个“大我”在，更难得在此片将这种“大我”拍出来的可信度，剧中人物既是飞扬的，也是自然的；既是革命的，也是人性而可感的。这才是这部剧的不凡之处。
　　这种影视剧的制作容易拍成我们常见的生硬的效果，而我推崇这部电视剧，在其艺术和思想上的双重合一，制作的精良，演绎的到位，甚至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念叨历史上的春秋、魏晋，就在于彼时精英焕发一种精神，好像人大于了时代，而立足天地之间。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以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三人为主线。这三个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处境，他们都不是性格昭彰亮烈者，在处世上都有一种古中国式的“中庸”精神——中庸百年来被人们误解，以为是妥协、圆滑、世故之谓。
　　孔夫子的中庸本义指不走极端，尽量在诸种局面之中选择一种最合适也最正确，或说能量损耗最少的状态。而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无不是在新旧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潮涌之间，成为一种矛盾的集合体而陷入困境。比如：屠格涅夫，本身不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尤其不如两者个性分明，观点明确，反而遭受了最多的诟病。他是既反对守旧沙皇俄国政府的黑暗，寄望于义无反顾的革命者，却又在激进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力量所裹挟的暴力，看到对于传统贵族文明之粗暴的破坏，有对旧文化之热爱珍惜，最后反而遭到两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苏东坡在王安石于宋神宗时的变法中指出其冒进之弊，被排挤贬官，又在王安石下台后，旧党尽废新法时不合时宜提出反对的意见，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这两个人因为秉持良心和真相的选择而始终处于所谓明智者绝不会跌入的困境。胡适是一个欧化绅士，携带孔儒温雅中正的君子之风，他跟鲁迅政见不同，曾遭到鲁迅的攻击，但是在鲁迅死后，苏雪林将鲁迅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是胡适说“鲁迅是我们的人”。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认知原则而不妥协。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国家种族，同样的正直无私，而陷入同样不可解的矛盾处境。
　　胡适在《觉醒年代》中，跟陈独秀、李大钊一直同仁共事，他一直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温和的改良。而一旦国共联合抗日，他立马违背不从政的决心，出使美国争取支持来为国家抗战倾尽心力，这是胡适的磊落。跟他持相反立场而渐行渐远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样是人格大写的一代英杰与志士。并不是他们立场相反，谁就对了错了。这些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无不抛弃个人私利，而义无反顾地去寻求真理，其伟岸在于此。
　　《觉醒年代》把这一代人的这种精神和风范拍摄出来了。那最早一代秉持最纯粹的理想主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去为国家民族找出路的人的精神，毫无疑问永久地站立在了那里。它展现了一个民族在新旧交替之际最丰赡的一代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