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潘墨卿为首的留守安丘县委随着形势恶化，转入了地下工作模式。在厉文礼推行“保甲制”以后，身份暴露，虽然没有给潘墨卿带来杀身之祸，却被送鲁苏战区部队关押，难以保释。
“保甲制”下难以隐藏 党员干部相继遇害
　　1941年1月，厉文礼在安丘县委活动区组织了三支便衣队，专门针对地下党。另外，张天佐在汶北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国民党安丘县县长也在四区搞了一支暗杀队。地下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潘墨卿为了生存需要，打着给51军扩充铁道队的名义，让51军将厉文礼的三个便衣队赶出了一区、三区，危险局势稍有缓和。
　　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闻讯后，把厉文礼叫去斥责一通，令其在全区推行行政保甲制、教育特务制、军队训政制，坚决清除共产党。
　　沈鸿烈反动政府时代的保甲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这对地下党威胁尤甚。厉文礼的“清共”大见成效，安丘多名县委干部被捕。由于叛徒告密，叶之枞在戚戈庄被厉文礼的“清共便衣队”逮捕，押至司令部驻地夏坡。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被押往六区上株梧村杀害，年仅24岁。
　　孙竹全也壮烈牺牲了。他自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遵照崔杰千的指示，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利用在厉文礼十一团担任副官的条件，多次掩护同志化险为夷。后不幸在革命低潮期被叛徒出卖活埋。
潘墨卿回家遇险 巧化装机智逃脱
　　潘墨卿在实行保甲制后第一次回到川里院，保甲长就将他的行踪报告给厉文礼的便衣队队长陈铭奎。陈铭奎迅速带队赶来。川里院有圩子墙，他在出入口放了岗，然后到川里院的大地主家通报。川里院是个大村，有多个保甲长，厉文礼选了村里的富户担任总甲长(也称里长)，负有代官府征收捐税、摊派徭役以及驿递等一应责任。
　　陈铭奎在地主家说前来抓潘墨卿的消息，恰好被地主小老婆听到。她乘人不备，快速溜出去到潘家通风报信。
　　潘墨卿找了一顶破苇笠戴着，扛了一把锄头，急急从西门走脱。刚跑出一里地，就听到身后传来枪声。潘墨卿扔下锄头，利用庄稼地掩护逃脱，跑到了五区沈宝然家里。
　　那一阵子，不但厉文礼所部严查共产党，于瀛仙也带人明察暗访。他们互相勾结，于瀛仙把一份绝密名单提供给厉文礼，潘墨卿、沈宝然都赫然在列。
　　审查这份名单时，厉文礼部的军需处处长吴之昌以常在沈宝然家居住和活动为由，断然否决了沈宝然是共产党，厉文礼便把沈宝然的名字抹去了。沈宝然还与厉文礼的执法队队长韩永静打得火热，韩永静将黑名单一事隐约透露出来。沈宝然迅速告知潘墨卿，潘墨卿马上与同他接近的潘家老庄潘中辉逃出五区。潘中辉逃到青岛，后来当了汉奸。而潘墨卿逃到潍县一带，找到51军便衣队队长周佩臣，声称可以为他拉队伍，由此混进了便衣队。
潘墨卿被捕关押
沈宝然设法营救
　　化名为李玉的潘墨卿在许戈庄活动时，终于被陈铭奎抓住了。当时，潘墨卿为了等派出去的联络员回来，冒险多住了一宿，结果被保甲长发现告密。已经是十六团三营营长的陈铭奎前来搜查，发现生人名叫李玉，持有51军公函，陈铭奎不敢确定，就作为共党嫌疑，交回了51军，关押在宗山后第一看守所。
　　不久，厉文礼得到举报，李玉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安丘县委书记潘墨卿。厉文礼的二纵队和伪安丘县政府十分不满，联合作了检举，提出把李玉交给他们处理。不过由于51军与二纵队有结怨，一名副官因为给养问题被二纵所杀，他们的举报暂被置之不理，厉文礼正考虑再次寻找证据。
　　沈宝然闻讯，连忙向便衣队队长周佩臣求助。沈宝然说：“交给二纵队，李玉肯定被杀，外界一定会说是杀了51军内部的共产党，影响你们的名誉。”时51军军长周毓瑛是周佩臣的叔兄弟，周佩臣去作了工作，周毓瑛三思之后，答应找保人释放李玉。
　　沈宝然接着跑到潘墨卿的老家川里院找保人。然而，村里人说，潘墨卿神出鬼没，不了解他在外面干了些什么，说什么也不出保。
　　沈宝然无奈，在与上级还没有接上关系的情况下，召开了安丘第五区党支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营救潘墨卿。参加会议的有王木周、王本碧、沈即之、李耀亭等。然而研究来研究去，最终是等局势稳定，找上级组织请示办法，营救潘墨卿。
　　沈宝然心有不甘，他想或许让多年驻防安丘边境平安无事的鲁苏战区部队不再平安，遇乱撤离时，可以伺机救出潘墨卿。
　　那几天，沈宝然围绕这个问题，大脑急速运转。
　　关押潘墨卿的是鲁苏战区的主力部队。自1939年入驻安丘、沂水边境，名为抗战，实则观战。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从保住东北军出发，选择了“中间路线”：既服从蒋介石，也不与共产党为敌。
　　沈宝然决心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给51军“找点麻烦”，只要双方交上火，才好乘机救出潘墨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