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蒋介石授意重新调整山东防区，八路军被迫让出安丘，成立仅两个月的安丘县委、安丘独立营难以立足，随部队撤进沂蒙山。在这种条件下，崔杰千等相继往返安丘，延续县委工作。
独立营发展壮大
青年部功不可没
　　安丘县委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广泛秘密地组织青年参加独立营。县委青年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担任青年部部长的王映光原在莒北召忽一带的国民党第69军高树勋师招考的学生队。抗战之初中共中央派张友渔为首的一批干部到石友三部进行统战工作，成效很大。学生队聘请教员均为八路军干部，如霍国栋、冯占清、王鑫、王哲等。八路军第九支队政委傅骥也常去指导。王映光闻讯参加了学生队，并经霍国栋、冯占清介绍入党，还担任学生队支部书记。一天他回川里院，潘墨卿将他介绍给崔杰千。王映光提出带他去见霍国栋。崔杰千则有两个想法，一是为与组织重新联系碰碰运气，二是想把王映光要来为县委工作。第一个想法没能实现，但崔杰千与霍国栋交谈后不久，王映光被安排到安丘县委工作，任命为青年部部长。
　　崔杰千给王映光配备刘承智做助手。1938年底，王映光推荐了两名青年部干事，都是四区的。一名是小儒林庄的李耀桐，一名是大路村的孙宝和。两人主动提出到汶河北拉队伍，发动青年参加独立营。王映光向崔杰千汇报，得到赞许和支持。两个干事拉回30多名青年加入了安丘独立营。
　　随着队伍壮大，特委留下的王林岗几次出面与八支队协调，他们同意为安丘独立营发放枪支，还派来一名指导员（后改政委）。1939年正月，淄博特委与安丘县委在沈家庄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党员培训班，范围达四县，二十五六个人，由王林岗主讲。参加培训者反映，虽然时间短，但是收获很大。
国民党重新划定防线 县委随支队撤离
　　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提出重新划分防线的反动措施，逼迫八支队离开安丘。
　　山东分局从抗日大局出发，答应了沈鸿烈，让八支队往西南方向的沂水马站撤退整编，同时安丘独立营随支队行动。王林岗、崔杰千带着正式成立仅两个月的安丘县委一同离开。以后，崔杰千一直在临朐，王林岗回到了淄博特委。
　　由于撤离仓促，在汶河北的两个青年干事李耀桐和孙宝和没接到通知，还在那里动员青年参军，结果被厉文礼部包围，孙宝和当场被打死。李耀桐被捕，后虽然保释，但在来年计划打入韩寿臣的十团时，被厉文礼的特务队认出，惨遭活埋。
　　安丘独立营随着八支队撤到沂水马站，参加了马站整编，半个月后，独立营编入八支队主力，接着移防临朐县坡庄。
　　失去了武装的安丘县委书记崔杰千，不甘心好不容易建立的安丘县委就这么销声匿迹，恰好有特委交办的任务，便派潘墨卿、徐欣三返回安丘，进行试探性工作。当时淄博特委安排的任务是：利用有利时机发展党员，确保一年送三批党员（每批8至10人）来特委受训。另外注意统战工作。
　　潘墨卿、徐欣三回安丘后，全年共发展党员120名，送出6批共40多名优秀党员到淄博特委受训。他们还按轻重缓急调整了组织建设：一区区委书记调为韩光三，组织委员调为王谟，宣传委员调为王文秀。一区委调整后两个月，就发展3个支部，12个党小组，42名党员。下半年又以二区为重点，发展3个支部，38名党员。
　　统战方面，潘墨卿等除了与一区、三区、四区、六区部分顽伪乡长建立关系，还在厉文礼四团团部，十六团一营、二营建立内线关系，在韩十团建立了以张俊千为书记的党支部。厉文礼特务团一营与安丘县委保持联系，曾几次掩护我方同志。安丘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剩余人员秘密返回安丘 艰难延续县委工作
　　1939年6月，崔杰千等在临朐听了潘墨卿、徐欣三近半年的工作汇报后，县委剩余人员决定返回安丘。
　　6月6日，他们来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设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了通行证。次日一早，离开东里店时，适逢日寇“扫荡”鲁中，飞机轰炸，百姓纷纷跑进山沟避难。
　　几人一刻不敢停留，步履艰难地赶到安丘崔巴峪方得以休息。再行途中，差点被厉文礼独立四团扣留，他们终于赶到徐家寨徐欣三家，旋即在此召开了县委会议。头两个月，风平浪静，县委工作卓有成效。
　　但是，随着国民党地方游击队贯彻蒋介石的反共密令，成立特务队、防卫队、侦察队等反共组织，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所谓“经济调查组”“农村工作队”“户口调查团”以及设置教育界所谓的“县区督察员”“中心教员”等，这些实际上是清查共产党员的组织，安丘县委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名义上在安丘山区游击抗战的厉文礼，连以上都配了专门的特务员，分乡区查找共产党的活动，形势极为严峻。
　　8月，几乎每天都有特务分子追查崔杰千和孙继武的行踪。崔杰千等人更加小心，同时着手清除党内动摇分子，将40多名贪生怕死、不敢参加组织活动、不敢接受党的任务和那些没有通过组织允许就参加顽伪军政的党员清除出党，生存环境稍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