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玲

　　杨云苏是一个挺特别的作家。她是“70后”，曾供职于央视二十多年，后离职回到家乡成都，专事写作并迅速出圈。她写散文，亦写小说，但无论是哪种体裁，关注的一直是寻常巷陌，百姓之家。
　　小说《团圆记》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我”跟随“我”的“准老公”檀生及其一家人从北京回潮汕探亲的故事。潮汕，是“准婆婆”陈锦屏的娘家。她是早年间远嫁到北京的，种种原因，已经多年没有返乡省亲。于是，在儿子即将结婚成家的重大时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她携丈夫、儿子和“准儿媳”衣锦还乡。《团圆记》里的主角并非是“我”，只是借助“我”的眼睛，写了潮汕一家人的生活。因“我”这将婚未婚的特殊身份，既能融入其中、用第一视角主观感受这个潮汕之家，又能适时地抽身事外、用第三视角客观地旁视这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
　　幽默诙谐的笔触是《团圆记》的第一个特点。一个个新奇的巧喻，若不是对生活有深入的观察和体悟，是很难写出来的。比如在开篇，杨云苏写“准公公”郁志岩：“檀生爸爸应该算是老派北京人，吐字归音可以录作教科书的……他的舌头卷得既松弛又有力，儿化音并不频繁，但说一次就非常透，把这个字的一辈子都说尽了。现在回忆，檀生爸爸的声气与袁阔成好有一比，很平常的闲话经他说起来都有沧海桑田的意味，像含着一段悠久的孤独正史。”“准婆婆”陈锦屏是南方人，杨云苏又写道：“这家子的口音真可谓南拳和北腿了，奇怪的是他们老夫妇一点语言障碍都没有，常常飞快地对话，急了还能拌嘴。有时他们吵完，我都没法说软话和稀泥，因为拿不准要点，更辨不清风向……”写到檀生就更有意思：“檀生并不能算‘妈宝男’，还是很独立的，只是有一点过头的骄矜，认为自己是家庭乃至家族的‘硕果’，是这棵树上最大最红的桃子……”寥寥几笔，三个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关于这次回乡，杨云苏是这样写的：“回潮汕。一次巡礼，一个成就展，一个奠基仪式。”这份轻松拿捏的幽默，真的是独属于杨云苏的。但《团圆记》所要展示的可不仅仅是杨云苏驾轻就熟的语言，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其独特而敏感的女性视角。
　　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的觉醒和自我意识，是《团圆记》的又一大特点。书中写到了三代女性。第一代是檀生的姑奶奶（也就是“准婆婆”陈锦屏的姑姑），她的名字叫陈恒，本名陈引凤，当年独闯上海寻夫未果，后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珠宝设计师，一直单身并改名为陈恒，算得上女中豪杰；第二代便是瞒着父辈私奔远嫁至北京的“准婆婆”陈锦屏，她宁愿顶着不孝的罪名，也要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的爱情和更为广阔的天地；而第三代，应该就是书中的“我”——陈家未来的长孙媳妇。这三代女性都是有着自我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只是其觉醒和独立的程度各有轻重。姑奶奶陈恒属于被迫独立，因为失去了爱情；“准婆婆”陈锦屏则是主动逃离，因为拥有了爱情；“我”呢，则是有了更深、更强、更独立、更自我意识的一代女性，爱情有无根本不会影响生活质量的高低。而且《团圆记》从开篇就跟读者交代了，虽然“我”跟着檀生的父母回了潮汕，但“毕竟我跟他们家长外孙最终没能谈拢，最终没能做到长外孙媳……”此次的潮汕之行，亲人之间密集的相处和相聚，大概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了“我”跟檀生之间的差异，最后的分手也是必然。
　　《团圆记》，团圆记。在小说中，吃吃喝喝、大小家宴是团圆之一种（如一众舅舅、舅母对“我们”一家的热情款待，各色筵席）；争争吵吵、误解与原谅，是团圆之又一种（如二姨陈绣屏与“准婆婆”陈锦屏之间的陈年旧事、姐妹情仇）；甚至里面的龃龉摩擦、决绝离散，也是团圆之另一种（如姑奶奶陈恒与小姨陈娣花从情同母女到渐生罅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无论怎样，在哭过、笑过、争吵过、离散过之后，他们还是会聚集到一张餐桌之上，吃一顿团圆的饭。《团圆记》的封面设计，就是在一只虽有裂痕却仍旧完整的餐盘上面，站了男女老少几代人。他们用不同的神情与姿态，站出了属于中国人的“家”的概念。
　　《团圆记》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此生漫长的路是回家的路，再决绝的逃离也终有归途。”我想，这就是小说《团圆记》想要表达的主题，这也是杨云苏的文字一直都在书写着的人间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