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堂终于回到家乡寿光。却因旧病复发,在20天后去世。他为官20多年,历任县、厅、州、府诸职,自奉节俭,始终如一。与朋友交,他慷慨仗义,倾囊相助;他不看重钱财,以“二疏”之志教育子孙;他重视教育,为官时“以牧而兼教”,回乡后特别重视家族子弟的读书学习。
轻钱财 以“二疏”之志教子孙
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四,杨玉堂抵达家乡寿光。每天忙于迎来送往,接待亲朋。一有空闲,就与家人商议如何料理家事,如何抚恤亲族。没想到偶感风寒,导致旧病复发,医药无效,于当年三月廿四去世,享年64岁。
杨玉堂为官20多年,历任县、厅、州、府诸职,自奉节俭,始终如一。但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则费千金勿惜”。为官兴文,他兼任塾师,只为节省费用,筹集书院经费;潼川发生水灾,他捐廉赈济;督办粮饷,自己的费用自己出,“于公项不染丝毫”;三任绵州,他罄俸赈饥,捐资修堤,贴补差务支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与朋友交,他慷慨仗义,凡是同僚借钱,无不满足。嘉定任上,为邵勷填补亏空。蒋少园刺史因亏损而遭受非议,他倾囊相助。家乡的亲友有很多到四川谋生的,他都尽力周济。他每次寄家书,都会告诫子孙:“余做官以来,曾不使一昧心钱,稍有余积,皆由吾廉俸节俭所遗,愿以此分给族党邻里、亲朋故旧用继。”
他也经常以祖父志趣教育子孙:“汝祖父之志况: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二疏’归田数语,汝曹当悉心会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孙贤良,钱多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子孙愚笨,钱多则会助长他们的过错。此话原是汉宣帝时名臣疏广所说。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选为太子太傅。辞官回乡后,每天让家人陈设食具,摆上酒食,邀请族人、老友、宾客一起娱乐。他还多次询问家中还剩有多少金子,催促卖掉以供设酒食。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私下约谈与父亲同辈的长者,希望劝说父亲置买田宅。于是,疏广说出了这句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杨玉堂对待钱财也是这样的态度。
重读书 培养品德讲求身体力行
杨玉堂22岁考取秀才,40岁出仕做官,近20年的时间,他的身份是一名教书先生。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后来为官时特别重视政教,“以牧而兼教”,即一边从政一边教学,乐此不疲的原因。在家教读的近20年,几乎每天都有课程,如果白天有事耽误了学习,夜晚一定给学生进行补习。长年教书,使他在后来为官时言辞条理、有条不紊,给同僚的印象是“循循如老书生”,没有当官的样子。杨玉堂读书,不执着于章句之学(解释篇章字句),作文章一定依据先贤、典范。他经常对人说:“读书立品,原无二理。试课书数行,更从自己身上体认力行,日久自能见功。倘视为两歧,恶在通经之果堪致用乎!”在杨玉堂看来,读书的目的是明事理,涵养品德,读书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这是他的心得体悟,也是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
他每到一处地方任职,特别重视两件事:一是整顿吏治,二是教化民心。他认为“蜀中之大患不在匪徒,而在风俗”。他又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心风俗;而转移之枢则在吏治。”当时四川民风颓败的原因就是教化衰微,百姓只知利,而不知义。所以他主张行德治,重教化。这个办法虽然时间长,见效慢,但是只要坚持,效果一定会显现,而且长久。
回到家乡后,他特别重视家族子弟的读书学习。每次与读书人相见,常以“勿忘、勿助、切实用功”相嘱,言辞恳切。“勿忘”“勿助”出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首先说“勿正”。“正”,朱熹训为预期,意为对读书这件事,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有预期,不要带着目的性和功利性。“勿忘”,就是说要时时想着读书,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勿助”,是说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是:读书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踏踏实实地连续用功。杨玉堂回到家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天,但一时家乡的读书人都想让他重操旧业,以聆听他的教诲。
杨玉堂继子杨金相,为捐贡。孙子杨右之,杂职,任兵马司指挥(正七品)。侄子杨金锷(弟杨玉城之子),字链山,号莲坡。杨玉堂任职绵州时,随侍左右,笃志潜修。受杨玉堂影响,在四川时也喜作诗歌,常以四川山水为题。从四川回到家乡后,每天坚持写作,不论寒暑。闲暇时间还喜欢临摹法书,或仿云林笔意,作画自娱。同治元年(1862)捐贡,由太学生任户部主政,后改河工同知,治河有政绩。杨玉堂的弟子崔承谟,字子嘉,公孙庄人,同治元年举人。张作振,字新之,宅科村人,道光五年(1825)选贡成均(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
杨玉堂本来不写诗,到四川为官后始作诗歌。著有《蠡勺诗草》(或曰《蠡勺诗钞》)、《邮筒草》,编辑有《忆旧汇钞》,皆刊行。《蠡勺诗草》二卷,现存清咸丰三年刻本。以晏城、峨溪、涪城、梓州、夔门为标目,“风规格局,取法与杜与苏之间”。《邮筒草》六卷二册,现存咸丰五年淡远堂刻本,为杨玉堂致当时各地官吏的书信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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