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堂代理绵州知州时，此地属于“冲繁难”的要缺，前期积累了许多大案。杨玉堂上任后，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清牌甲，练团勇，修堰塘，整学校”，社会风气大有改善。升任嘉定知府后，杨玉堂在帮办夷务上积极配合，对各个隘口逐一考察，分析形势，制定策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代理绵州知州 改善当地社会风气
　　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杨玉堂代理绵州知州。绵州之缺不同于其他地方，是“冲繁难”的要缺。
　　需要说明的是，清雍正间，由广西布政使奏准，分定全国州县为“冲、繁、疲、难”四类，以便有针对性地选派官吏。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要缺”或“中缺”。当然，各个地方的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治理情况有所变化。遇有简缺，由吏部月选，即抽签决出；要缺则不由吏部月选，而是由该省督抚于属员中拣选补授。除绵州外，杨玉堂为官的兴文县为简，夔州府为冲繁难，龙安府为繁，荥经县为冲繁，嘉定府为冲繁，峨边厅为要缺，潼川府为繁难，安岳县为繁难，多为要缺、中缺。杨玉堂“廉能可任”，于是正式任命，品级为正五品。
　　绵州是交通要地，下辖德阳、安县、梓潼、绵竹、罗江五县。因长期受到“啯匪”“拉搕”等问题困扰，积累了许多大案。“啯匪”又称“啯噜”，成员称“啯噜子”，是自清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上出现的一股黑恶势力，他们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上，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严重危及民众安全及社会稳定。所谓“拉搕”则是指四川科场上盛行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考官对科场乱象治理不力，一些士子眼见作奸犯科之人逍遥法外，不免要对监考者心生不满，于是他们拉帮结派，聚集一伙不法之人，等候在监考人员的必经之路上，将其团团围住，声称要他们交出贿赂钱财。监考官员被逼无奈，只得雇佣数十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充当保镖，这也导致了双方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出现伤亡。不管是部分士子还是监考官员，他们采用的方法都是不合法度的，甚至危害社会稳定，有时还会造成无辜人员受害。
　　面对如此局势，杨玉堂一上任并没有大动干戈，实行严刑峻法。相对于某观察使的“尚严武”，他则“别真伪”“为等次”。“别真伪”即实事求是，查明情况，不搞一刀切。“为等次”即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待祸首，重治其罪；从犯视情节进行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与此同时，杨玉堂还“清牌甲（户籍制度），练团勇，修堰塘，整学校”，制定法规刊刻印发，晓谕四境。最终，“歼巨魁”，无辜之人得以活命，社会风气大有改善。
升任嘉定知府 帮办夷务平定祸乱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杨玉堂升任嘉定知府（从四品）。前任知府邵勷，是山东济宁州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任嘉定知府。邵勷在任八年，却落了个公私两亏的下场，以致滞留五个月不能走。杨玉堂倾囊相助千金，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又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嘉定府邵勷因表率无方，且有别项案件，请以同知降补，归部选用。
　　清代嘉定府，府治设于乐山县，辖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威远、荣县共七县和峨边一散厅。乐山、犍为两县与夷地接壤，夷人经常外出大肆抢劫，当地官员往往束手无策。杨玉堂上任时，正值前任青州太守李乐亭留在家乡督办夷务。李乐亭是四川乐山人，举人，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青州太守。上司写信嘱托杨玉堂协助办理夷务，主要任务还归李乐亭。有人高兴地对杨玉堂说：“自此地方官稍宽责备矣！”即以后地方官可以稍微放松，出了事也可以少挨批评。换言之：李乐亭主管夷务，出了事由他顶着，没有地方官的责任。杨玉堂听后却神情严肃地说：“李公本地绅耆耳，现今边防糜烂，李公将焉致力，我有地方责，安忍以宪意便心存推诿乎？”这年秋天，夷人进犯边境，骚扰铜子街、五渡溪等地，杨玉堂亲自带兵前往平叛，一直等到夷人回到老巢才收兵。
　　这年底，边境又不安宁，杨玉堂派乐山李县令偕同武官前往巡防，而李县令竟然自作主张，于除夕返家。杨玉堂得知后，失望地说：“如果都像李县令这样，如何保卫边防？”当夜，他亲带士兵赶赴边境查看，但还是晚了一步，边境已被劫掠一空。杨玉堂非常痛心，把过失归于自己，对边民进行抚恤，对李县令从宽处理，令他办理善后事务。之后又倡建碉堡，使民自卫，并带头捐款五百金以备急需。他还对各个隘口逐一考察，分析形势，制定策略，亲力亲为。
　　在帮办夷务上，杨玉堂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踢皮球”，而是积极配合，尽职尽责；在李县令玩忽职守这件事上，作为上司杨玉堂没有“甩锅”，而是归过于己，对下属宽大处理，令其将功补过。他为官不推诿，于此两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