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调令，杨玉堂到“缺之苦为通省第一”的兴文县上任，他劝课农桑，整顿学校，日夜操劳。临县的盗贼被送到兴文县，他也会接下案子依法办理。安岳县素有“健讼”之风，他到任后，总是快速处理，以免拖累人证。升任为峨边厅抚彝通判后，他先从官兵入手治理，边境安宁。
不怕苦差为官兴文
获“泽溢境外”之颂
　　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兴文县令空缺，“缺之苦为通省第一”，即是出了名的苦差累差。之前，委任状屡次更换，待受任官员不是托关系换差，就是坚决不上任。淄川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王培荀，也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任兴文县。他在《听雨楼随笔》中写道：“山邑荒僻，苗夷杂处，民蠢蠢与鹿豕伍。”此话虽直白，但应是实际情况。等到杨玉堂被任命为兴文县知县，知府张日晸也为其感到惋惜。杨玉堂却坚定地说：“是邑虽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敢不尽心整顿乎！”
　　九月一到任，杨玉堂便深入民间，寻访百姓疾苦。劝课农桑，整顿学校，日夜操劳。书院没有经费，雇不起教师。杨玉堂慨然说道：“我以前做过塾师，那就让我重操旧业吧！”从此，政事之余，他又兼任起塾师。一月两大课，五日一小课，亲自批阅文章。学生中不仅有本县学子，还有邻县九姓土司长官任氏族人也慕名而来，官署一时成为学堂。因此省下的费用，再加上一些案件罚入学田的收入，书院从此有了固定经费。
　　兴文县的临县是江安县，江安县有人抓到盗贼，送到了兴文县。下属说：“这是江安县的事，我们不好越俎代庖。”杨玉堂却说：“作官原宜为民除害，何分畛域？”于是命人立即接下案子，依法办理。不久后，江安县士绅、百姓送来“泽溢境外”木匾，表达感谢崇敬之情。
　　有一名姓石的妇女，50多岁，与小叔子打官司。石氏老实可欺，不会说话，只说一生没见过她丈夫。杨玉堂于是让妻子孙氏将石氏请入内宅，让妻子与她细细交谈。原来石氏的父亲与她丈夫杨文远的父亲是“老亲”，所以定下儿女亲。两人快要成婚的时候，杨文远却因院试未中，遭受思想打击，离家出走。两家商议先过门，等到杨文远回来再举行仪式成婚。刚开始杨文远还有音讯，几年后公公去世，杨文远也客死他乡。父母、婆婆都劝石氏改嫁，但她坚决不同意。婆婆还有两个儿子，但因母子不和，早就分家了，婆婆跟着石氏生活。石氏照顾婆婆20多年，并过继了从兄之子杨在川为子嗣，全家依赖石氏纺织为生。婆婆去世后，因为继子不是丈夫两个弟弟的孩子，所以经常发生矛盾。杨玉堂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叫来杨文远的两个弟弟，进行了批评教育，还给石氏出房费银，上报礼部，建贞节坊。杨玉堂还亲自作《贞女诗》一篇，称赞其为“巾帼中烈丈夫”，并制成诗屏予以表彰。此事之后，百姓知义，乡里人开始敬重石氏。
升任峨边厅抚彝通判 整顿边防疆域定型
　　道光十七年（1837），杨玉堂调任安岳县令。此地盛行“健讼”之风，也就是好打官司。这种诉讼之风在新官上任时往往会达到高峰。一是一些百姓对原判不服，会试图重翻旧案；二是奸顽好讼之人觉得新官初来乍到好欺负，有机可乘，于是故意兴讼，以谋取利益；三是在前任州县长官任上已递交词状却未得到处理的百姓，也会在此时递交催呈，催促新任州县官及早审理其案件。
　　杨玉堂上任之后，每到“牌日”，新旧呈文约有七八十件，五日不下百余状。他总是快速处理，不拖累人证。他每天坐在公堂上，嘴上传达，手中批阅，从辰时（7时至9时）一直忙到申时（15时至17时）才退堂吃饭。有人劝他节制，不要过度劳累。他却说：“作官者清闲一日，不知惹乡间多少怨嗟，耗细民几家财粟，吾焉得自逸而忘闾阎疾苦乎！”杨玉堂为官安岳九个月，诉讼越来越少，于是他仍回兴文县担任县令。
　　道光十九年（1839），经吏部考核，杨玉堂政绩优异，冬月赴京朝见皇帝。道光二十年（1840）春，经过山东寿光老家，短暂停留，六月又回到四川。总督因为杨玉堂熟悉边疆事务，于是升其为峨边厅抚彝通判。峨边厅设置于嘉庆十三年（1808），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集地，长官为通判，品级为正六品，高于县官的正七品。
　　峨边厅三面都是未归附的夷地，夷人时常出没，抢掠百姓，袭击官军。他们气焰之所以嚣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边防松弛，官兵懒散。杨玉堂一上任，便团结军营，激励将士。他手书堂联与官兵共勉：“去褊心，去私心，去机心，将心比心，相与同心；不喜事，不怕事，不留事，各事其事，自然无事。”他还劝乡间建碉堡、设关卡、办团练，配发武器，每日操练，赏罚分明。同时要求“质彝”（彝族人质）各保要路，发生动乱则进行重罚。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有夷人千余人从二道坪出巢，当时下着小雨，突然雷声大震，击毙夷人四名，震死十余人。夷人知道出师不利，于是立即返回。乡民就地建雷神庙，都认为是杨玉堂的恩德感动了上天。从此之后，信义彰显，夷人潜伏，边境安宁。
　　道光二十三年，业乃家族等6支夷地主动恳请改土归流，认粮纳税，遵依王化，收入版图，与汉民一体当差。杨玉堂申报批准，赏赐姓名，查造户口，编联保甲，峨边厅疆域至此定型。按惯例三年提升，但杨玉堂整整做了五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卸职。为官峨边，他先从官兵入手治理。杨玉堂在《致署仁寿县恒季安》信中说“治匪必先治差”，即治理匪患，必先治理差官，这或是峨边一役的深切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