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将枯燥的新闻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宣传能力有口皆碑，许多上海高校请他去作报告，很受学生欢迎。针对复旦大学新闻系存在的诸多问题，王中做了大量工作，他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探索，提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观点令他卷入了政治批判的漩涡。
到各高校作报告
表达富有感染力
　　刚解放时，大学政治教育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王中将一些枯燥的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更反对死记硬背，讲课内容由浅入深，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使得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王中出色的宣传能力有口皆碑，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一开口妙语连珠，颇能调动现场气氛。许多上海的高校都来请王中作报告，他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导师之一。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通知》。复旦大学在登辉堂召开大会，王中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同志们，同学们，一二九时代的青年向你们挑战了！”这句话在学生的心灵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报名参干的决心书像雪片似的递上了主席台。他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一番演讲，青年热血沸腾，不乏立志投笔从戎者；他作“恋爱观之我见”的报告，青年茅塞顿开，对情感问题释然于怀；“三八”妇女节，他作计划生育的报告，在座者乐不可支，前俯后仰，不能自已，复旦登辉堂里的桌椅都前后移了位置。即便在晚年，王中的表达依然富有感染力。舒修有一次前去拜访，他回忆道：谈话内容自然是当时举国关注的思想解放运动。王中老师说话语调特别平稳，语速十分缓慢，断断续续，还时不时闭上眼睛，那架势足以让人昏昏入睡。但是，当他稍稍睁大眼睛望着你时，那充满睿智的、深邃的目光让你震动。他讲述自己的看法时，用词非常简练、朴素，但背后却蕴藏着无可逃遁的逻辑和独到的见解，发人深思。特别是他常常发出十分尖锐的提问，使你坐立不安。
　　王中真实、朴实、富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幽默风趣。他尊重专家学者，重视团结知识分子。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苏步青担任复旦教务长，而王中则是副教务长。两个人的出身背景不同，但是却能气味相投，相处融洽。王中对苏步青十分尊重，而苏步青也愿意与王中交流。两人讨论问题时，坦诚相待。同时，王中对一些干部身上“唯我独尊”的官气十分不屑。王中不喜欢人云亦云，常常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一些圆滑媚俗之事常常加以揶揄和调侃。
新闻系存在问题多 探索规律力求调整
　　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一味参考苏联教学模式找寻不到自我发展的途径，枯燥的内容和僵硬的形式，不受师生欢迎。新闻系教师的科研能力急需提升；青年教师的工作与学习，缺乏实践经验。
　　王中具备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不同意苏联教材和苏联专家教学中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新闻工作经验“不要讲宣传了什么，而要讲怎么宣传的”。在一次苏联新闻学专家给新闻系教师讲解新闻理论之后，王中对教师们说：“一个党报一个党报的介绍，就是报刊史吗？”
　　针对出现的问题，王中做出了大量工作。诸如编译国外文献资料，开拓研究视野；布置新闻系全体青年教师每人写一篇论文《党和党的宣传工作》；作为新闻系主任的王中还经常邀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社人员来校分享工作经验。此外，1956年8月，王中率领新闻系教师赴各地访问，探索新闻改革的经验。
　　之后，王中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他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观点：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满足读者的需要，他曾说“一张报纸办得好不好，你去街头去看，看看读者手里那五分钱买哪家的报纸就知道了”；党报具有两重性，即工具性和商品性；办经济区域报纸。
卷入政治批判漩涡 甘惜分回忆并致歉
　　王中的新闻观点和主张，体现了他本人的探索精神，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具启迪意义的。但未曾料到，这种学术上的探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使得他卷入了政治批判的漩涡。
　　在1957年夏首都新闻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的甘惜分发言批判了王中的新闻理论，后来陆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在《新闻业务》发表了《略论王中的反党思想》。对于这些争论，甘惜分后来回忆道：
　　我同王中同志并无恩怨。他在南方，我在北方，尽管在有关新闻理论的学术见解上有分歧，却并无必要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在当时那股潮流下，我变得很不冷静了，认定王中是新闻教育界第一号右派人物。于是把王中同志的一些理论观点统统上纲上线为反党纲领，把学术问题拔高为政治问题，这无异于对王中落井下石。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是过后多年的事情，1979年以后我曾多次当面向王中同志道歉。
　　坦诚地讲，王中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看到了新闻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弊病，他是向新闻教条主义开炮的第一人，他是很有勇气的。但是他对问题缺乏全面具体的分析，理论逻辑欠缺严密性，存在不少容易被人抓住的漏洞。如果他更冷静些，多一些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和偏激，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同样，如果当时批判王中的同志也多一点科学分析，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具体分析王中的新闻思想中哪一些是可取的，哪一些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场新闻理论的争论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将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在1957年我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当时我自己认为是站在一种正确的立场上对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以批判，我做得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