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家王中
王中，高密人，1935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在青岛和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1940年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大众月刊》《大众日报》工作，后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王中于1949年7月参加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后调入复旦大学。他在新闻学术研究中，为了追求真理、探索规律，历经20多年的磨难。1979年，他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同时，又主持创建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等职位。他的理论和精神，永远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本期撰稿：赵元建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 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 对：曾 艳（01-02）
代 进（03-04）
王明才（05-06）
封 敏（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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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一至周六出版
思想进步负责宣传动员
王中祖辈为官宦家庭，6岁入私塾。从中学到大学，他逐步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参加学生运动，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大学队第一批成员。他参与组建高密抗日游击队，后被分配到部队负责宣传工作，经过锻炼，相继在《大众月刊》《大众日报》负责检查报纸、编辑等工作。
受到革命启蒙教育
积极参与救亡运动
王中，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1914年6月17日出生于高密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王中的祖辈是远近闻名的官宦家庭、书香门第。清朝雍正十年(1732)壬子科考试，单家一下中举六人，解元也被单家占有。清朝末年，王中的曾祖父死在浙江省丽水县县丞任上，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祖父单祭昌多次赴考，屡屡未中。父亲单亦叙是高密县第一位卖西药和制造西药的人，他在临街的中药店租了个柜台，边行医边售药，还做一些小手术，生意兴隆。
王中6岁进入私塾就学，又到县小学读三年级，小学未读完，正逢北伐战争，山东军阀张宗昌残部溃败途中，炮轰高密城，王中家的瓦房被炸了几个洞，单亦叙举家逃往青岛。在青岛，王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诸如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水平线下》、胡适的《胡适文存》等。
1928年秋，王中全家回到高密县，14岁的王中考进县立初级中学。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高密县党部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号召乡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足。王中带头去砸城隍庙，把土地菩萨扔进了庙前的水塘。学校戏团上演田汉的独幕剧，他扮演老头子，光光的下颌上贴一张三角形的黑纸算是胡须。他还写过一个反封建的剧本，可惜没能上演。历史教师是位共产党员，知识渊博，待人和蔼，还敢在课堂上讲《共产党宣言》，但不久被抓走了。这件事，对王中的刺激很大。他在作文里写道：“你们讲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无视民权，你们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王中被送进了禁闭室。同学们又喊又叫，大声抗议，王中才被释放。他又带领全班同学责令语文教师和训导主任离校。斗争胜利，王中成了县立初中的学生领袖。
1932年9月至1935年7月，王中在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省立高中是全省的救亡运动中心之一，教师中有许多共产党人。丁玲、胡也频、王视晨、陈翔鹤、段耀林、李俊民、张友松等都在这里执教。耳濡目染，王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他秘密抄写了《共产党宣言》，阅读了大量名著。不久，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率领大刀队到校抓人，进步学生被大批开除，学生运动陷入低潮。愤慨又出现在王中作文的字里行间，教师李俊民写下“分析透彻”“入木三分，唾壶击缺”等批语。高中毕业时，王中下定决心攻读外文。中国要进步就要吸收先进思想，他要当一名唤醒民众的翻译家。
1935年秋，王中考进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当时，外文系主任是洪琛，他的前任是闻一多。同住一室的王贯仲是位共产党员，在他的启发、教育下，王中成为山大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开始保管党的文件。傍晚，王中经常穿着长衫，袖笼里一摞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印刷标语，到校园里和青岛市的街道上去张贴。
组建抗日武装 办小报鼓士气
1937年春天，中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大学队部在青岛滨海公园秘密成立。王中和周仲篪、韩宁夫、李欣、吴倩等二十多人成为第一批队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东大学内迁。
此时，王中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冒着生命危险于1937年10月回到高密，着手组建抗日武装队伍。王中在“民先”山东省总部代表邹鲁风和伍志钢、李欣等人的协助下，成立了由高密第六区区长蔡晋康任队长的高密抗日游击队。而在游击队活跃于高密期间，王中主要负责宣传动员工作，他一方面在高密的同学和进步青年中发展“民先”队员，另一方面鼓励其加入游击队，为武装抗日提供新鲜血液。
1938年1月13日，日军侵占高密，王中随抗日游击队撤退，辗转至徐州时被长江局分配到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六七团当宣传队长、党工委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王中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支部书记。1938年3月，他为自己改名字为王中，对于这个名字，他说“笔画少好认，干脆利落”。在东北军担任宣传队长期间，他配合伍志钢、谷牧在东北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创办油印小报《火线下》，在东北军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鼓舞了当时徐州的抗日士气。
接触报刊工作 任机关报编辑
1940年初，环境越来越恶劣。根据中共山东中央分局的安排，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在刘曼生的指挥下，借赶集之机全部悄悄撤出东北军。随后王中来到鲁中，经过分局党校的短暂学习，被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当干事，任务是检查报纸，负责编辑出版公开发行的32开杂志《大众月刊》。宣传部长李竹如，是位30多岁的红军时期干部，他教王中怎样看报，检查报纸的项目，怎样发现问题。从这时起，王中开始接触党报，了解党报。
不久，王中调到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任国内新闻版编辑。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三个大学生，除了王中，还有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白汝瑷和曾在香港办过报的章欣潮。
那时的《大众日报》，一版是社论、分局机关的消息；二版是国内新闻，多是国统区或其它解放区的消息；三版是国际版；四版是副刊。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中觅得一份《中华日报》，看看版面安排，很受启发，照它的形式学习，排版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重视典型报道群众工作
大众日报社遭遇大股敌人，编辑部背着设备，在奔波中工作。王中在《大众日报》工作期间成长起来，被派往各地筹办机关报以及主持相关工作。为了通过宣传发动农民力量，他要求稿件要通俗易懂；他十分重视典型报道和群众工作，将农民来稿刊登在头版头条，受到延安《解放日报》的好评；他迅速组织起新华社通讯网，有效增加了稿件来源。
战时奔波工作 看到报纸力量
日本侵略者对山东根据地狂轰滥炸，步步蚕食，根据地被分割、缩小。分局机关遭到敌人的合围，损失惨重。大众日报社在沂南北大山遭遇大股敌人，印刷厂厂长肖辉、指导员魏爱民和工人王书义，在掩护编辑部撤退后，跳崖牺牲。社长李竹如，在一次遭遇战中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艰难的日子里，王中参加了以白子明为首的小编辑部，出《大众日报》战时版。
编辑部的几十个人，带着电台、钢版、油印机，奔波在崇山峻峰间，收报、刻印、印刷。每到晚上，记者们分头下山分发报纸，采访新闻。当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已被侵略者占领，老百姓和部队都藏在山沟和树林里，记者们往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与他们联系上。一张油印报，把沂蒙山区的斗争和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战都联系起来了。为了把报纸及时送到各个根据地，武工队员带着报纸闯封锁线，不少战士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报纸所至，战士和老百姓争相传阅，抗战的时局把每个人的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这里，王中看到了报纸的力量和报人的作用，看到了报纸联系实际后带来的巨大影响。
30岁的陈沂来到《大众日报》任社长。他主持了报社的整风活动，强调报纸要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加强地方新闻报道，不能只当外国通讯社的义务宣传员。他身体力行，每逢参加分局的重要会议，都自己动手写社论。陈沂的社论说理透辟，又比党内文件下发要快得多，很受基层干部的欢迎。社论的指导性和重要性，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稿件开始在报上出现。《大众日报》在分局机关和各根据地的威信逐渐树立。这一切，对王中新闻观点的产生与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发动农民减租减息 稿件多数通俗易懂
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分局决定以滨海地区为试点。王中被派到这里主持地委机关报《农民报》的工作。滨海地区位于山东的西南部，它由山东省的高密、胶县、诸城、胶南、日照、临沭六个县和江苏省赣榆县的部分区乡组成。滨海农村十分贫困，农民吃不饱肚子，许多家庭全家合盖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被，小孩没有衣服穿，为了发动农民参加减租减息，王中决定报纸用的稿件要通俗，让粗识文化的农民也能看懂。王中他们经常写完稿件就念给房东听，房东是没有文化的穷苦农民。边念边改，直到房东听懂为止。这样，报上的许多稿件成了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或歌谣。
《农民报》编辑部人手很少。王中是总编辑，后来组织上派来了两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一个叫包慧，是抗大文工团调来的高中毕业生；另一个叫郭允贤，是个青年教师。她们都没办过报，但积极性很高。办报条件十分艰苦，报纸只能在石印机上印刷，几千张四开的报纸印下来，累得直不起腰。尽管如此，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在微明的油灯下写稿、划版。一直坚持到冬天日本侵略者发动大扫荡，《农民报》被迫停办。
农民来稿刊发头条
受《解放日报》好评
1942年冬，王中回到了《大众日报》，任通讯部副部长，分管记者工作和主办通讯员刊物《青年记者》。这时的《大众日报》有了很大的进步，新华社常转用《大众日报》的新闻。第二年5月，鲁中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书记是罗舜初。山东分局派王中去筹办《鲁中日报》，并任党报委员会委员和总编辑。鲁中区包括泰山、沂蒙、沂山三个地委，有十几个县。这里办报的条件比滨海好得多。报社的底子是四开四版的《沂蒙导报》，有二三十人，也有平板印刷机。
几上几下的办报实践和艰苦的抗战环境，使王中十分重视报纸的典型报道和群众工作。《鲁中日报》的记者大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王中指导他们在恶劣的战时环境里采访。配合生产自救运动，记者鲁宝瑢采访了沂南县农民朱富胜努力增产的事迹。朱富胜的名字多次在报上出现，他成了鲁中区广大农民的榜样。牛玉华还采写了《孩子诗人苗得雨》的报道，报纸的鼓励和帮助，使这位农民的孩子以后成了真正的诗人。
创刊不久，报社收到一篇农民的来稿，稿纸皱皱巴巴，病句和错别字很多。有个编辑感慨了一番，准备扔掉。王中仔细看了稿件，说：“把错字改正过来，登在头版头条。农民自己动手写稿，是件了不起的新闻！”第二天，《鲁中日报》一版头条的标题是：“农民写稿了！”这件事，在农民读者中影响很大，投稿的农民渐渐多了。编辑部掌握了农民的脉搏，报纸办得更活了。《鲁中日报》的经验，受到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好评，新华社转播了他们的经验。
组织新华社通讯网
提笔改稿全文转发
1945年8月，日本侵路者投降，分局党委派王中筹办《青岛日报》。驻守青岛的汪伪部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拒绝八路军进驻。《青岛日报》无法办了，王中又回到《大众日报》。
1946年初，《大众日报》与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分家。在此之前，新华社总分社以下的各级机构都隶属于各级党的机关报。当时，济南城被蒋军强占，报社设在沂河和祊河交汇处的临沂县，总编辑是匡亚明，副总编辑是陈楚。王中调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总分社仍设在《大众日报》内。
总分社的编辑、记者很少，只是一个空架子。起初，他们只能靠剪辑《大众日报》上的报道向总社发消息，用电报组织设在各区委机关报内的分社采访消息。不久，王中很快组织起一个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新华社通讯网，稿件来源渐渐增多。
新华社的稿件质量要求较高，新闻要有全国意义，分社的记者往往不适应。大汉奸赵保元被处决的消息，胶东分社发来的稿件一万多字，王中提笔改写成了二十几个字的消息，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全文转发。
敢于创新积累办报经验
1946年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仍然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王中因擅长英语，陪同合众社记者爱德华·罗尔波就《停战协定》执行情况进行一线采访。济南城解放后，《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王中主张开设了“经济新闻”专栏，此间，恽逸群凭记忆力整理资料的能力让王中震惊，恽逸群成为王中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王中因擅长英语
陪同罗尔波采访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重庆达成并签署《停战协定》，然国民党毫无停战诚意，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又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地”。这时，在江苏发生了国共之间起磨擦的“白蒲事件”，原苏中解放区军民立即向社会各界揭露国民党军破坏停战协定的事实真相，同时竭诚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
当时，《新华日报》华中版、延安《解放日报》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国民党一再违背《停战协定》，继续猛犯苏中、淮北”的消息，我方报刊增加了“停战生效以来，国民党军仍然向华中解放区进攻，我要求执行部调查真相，予以澄清”等报道。
很快，1946年2月14日，合众社记者爱德华·罗尔波自华中解放区来到临沂，目的是继续就《停战协定》执行情况进行采访。罗尔波在临沂遍访学校、乡村，接触面相当广泛，既直接采访当地百姓，也接触了许多在临高级将领，包括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新四军一师政委赖传珠、副政委谭启龙、二师政委赵启民、四师师长谭希林、八路军鲁中军区政委向明、滨海军区副政委张晔、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等。
时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副主任的王中因为擅长英语，所以陪同罗尔波赴兖州一带采访。在兖州，罗尔波与王中采访了华丰煤矿、新汶公司、汶新铁路等，参观工厂，并下井进入矿坑采访煤矿工人，采访修复工程工人的工作及生活情况。两天后，到兖州附近的新四军一师驻地，采访城郊农民，听他们控诉国民党吴化文部不断出城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
当听说吴化文部不断袭击我军时，罗尔波提出要到最前方与我方哨兵一起站一夜岗，“看看他们到底怎样打枪，怎样摸哨”，我军负责人认为这样很不安全，罗尔波坚持要去。晚上，他来到离城墙仅千米的我军哨所，10时左右，城上步枪、机枪、大炮齐射，子弹不时从头顶上穿过。但我军哨兵坚守阵地，按照上级命令，除非伪军确实来攻，决不还击，以严守停战令。半小时后，罗尔波回到驻地。他说，此次采访虽很危险，但收获很大，给作品增色不少。
第二天，他与王中一起赴曲阜参观访问，“我们一进那古柏参天的庙廊，立刻呼吸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虽然游人络绎，但是那古柏荫下的铺石几乎还是一尘不染。我们从唯一开放着的侧门步入‘至圣庙’。门柱上贴着曲泗县保护孔庙孔府的告示，一群游客正在仰首细读。大庙里柏树显得苍劲，有两棵古柏大可合抱。孔子手植桧就在古柏之下，那是一截死去了的枯木，但为保护古迹，有个玻璃龛罩在上面”，战争刚刚结束，但孔庙孔府已是游人如织。之后，罗尔波一行返回临沂。
开设经济新闻专栏 为解放区报纸首创
1946年3月14日，《大众日报》刊登了王中的报道《美记者罗尔波夜访兖州城 聆听吴伪违约射击并参观新汶公司各种建设》。16日，罗尔波关于此行的通讯《兖州之夜》发表于《大众日报》。之后，罗尔波离开了山东解放区。
1948年秋，济南城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了适应新解放区需要大批新闻干部的要求，于1948年11月在济南创办济南新闻学校，恽逸群任校长，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王中兼任该校教师，讲授新闻学理论课。
当时济南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政治和社会、经济等各种情况涌向报社。城市生活节奏快，变化大，报纸的新闻报道需要一定的改变。王中认为：商品经济的环境，要求报纸增加经济信息量，不能仅仅满足于会议新闻，记者、编辑的知识面要广，否则报纸上就要闹出笑话，甚至造成严重后果。《新民主报》设置“经济新闻”专栏，这是解放区报纸所没有的，编这个专栏的是济南报纸的老报人。一天，他编了一则“银根吃紧”的简讯。当时审稿的编辑部主任王中对银根的认知不太清楚。报纸发行的当天，市面上出现了抢购风，这时对刚成立的人民政权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件事对王中的触动很大。他“沉”下去当了一段时间的“第一作者”，仔细研究城市报纸，渐渐地他获得了主动权。《新民主报》的质量稳步提高。
战犯资料不全 恽逸群默写令王中叹服
1948年12月，当中央公布43个战犯名单时，恽逸群提出给每个战犯作一个介绍，王中说弄不全。恽逸群说请资料室去查查，王中便告诉资料室主任丁柯，但丁柯翻阅了一些材料还弄不全，王中便如实向恽逸群汇报。恽逸群说：“好，好，你睡觉去吧。”
一觉醒来，报纸已放在床头，王中打开一看，43个战犯介绍一个也不少。而且各个战犯的姓名、别名、籍贯、年龄、简历、现在职务等应有尽有。王中感到奇怪，这是怎么查出来的？便赶去编辑部查询，才知是恽逸群完全凭记忆写的。王中十分钦佩他的记忆力非一般人所能及，有人便告诉王中，这能力是恽逸群过去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练出来的，作情报工作不可以用笔记，一张纸头就会坏大事，全靠心记。恽逸群在王中心中成为了传奇式人物。
1949年春，在《新民主报》时，恽逸群找到王中谈话，江南解放后，上级决定在上海办一个华东新闻学院，要王中担任教务长并筹办这所学校。当时王中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恽逸群又详细介绍上海情况，最后王中决定南下。可以说，前往上海的决定，对王中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王中接触宣传工作到来上海工作，在这期间，王中一直从事党报实践工作，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这为他此后的新闻理论研究，尤其是党报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不肯墨守成规，敢于创新，不落窠臼，受到不少人的赞扬。
南下接管上海新闻机构
1949年4月，王中等《新民主报》采编人员随同华东局南下，经过一系列培训，开始接管旧上海新闻机构。上海报业情况复杂，王中在细致调查后，揭开了《新夜报》明为民营报纸实为国民党C.C系创立的报纸的真相。华东新闻学院创办后，王中负责学院具体教务工作，他因能力出色，被调入复旦大学担任副教务长和校党委统战部长等职务。
采编人员南下
接受接管培训
1949年3月，上级通知王中等人将《新民主报》全部财产移交给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新民主报》的全部采编人员随同华东局南下。当时在济南的新闻工作人员合编为一个大队，下面分若干中队，王中是一个中队的队长，中队约有100多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队伍奉命日夜兼程南下，4月下旬到达江苏省丹阳县，在那里集中学习整训，正式开始了接管上海新闻机构的准备工作。
在丹阳，王中等人日夜研究情况，学习政策，制定工作部署。陈毅同志曾给全体同志作报告，有时还召集干部听取汇报，布置任务，交代政策。他反复强调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接管旧上海是件新事情，必须仔细慎重。当时，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编成一本《上海概况》，供参与接管的同志参考。王中等人根据党的政策，细致规划接管上海各新闻单位的具体计划。
接管旧上海新闻机构的工作，由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统一领导。新闻出版处下设新闻室、出版室、广播室、研究室、会计室，王中被分配到新闻室，担任军代表、秘书股长。新闻室专门负责接管报纸和通讯社，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王中的任务除了日常秘书工作之外，还负责处理已停办的报纸。对每家新闻单位的处理意见建立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撰写报告，经新闻出版处讨论通过，上报军管会，待军管会批准后方可执行。
党对待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保护民族资本家的正当权益。遵照此原则，新闻出版处根据各新闻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接管、军管、管制、支持扶植等政策。
上海报业情况复杂 调查没收《新夜报》
由于上海报业情况复杂，在接管过程中，一些新闻单位企图制造假象、蒙混过关。《新夜报》是由国民党潘公展经办、控制的。当王中作为军代表进入该报，准备接管之时，该报几位负责人声称，《新夜报》是私人集资的民营报纸，为迎接解放，报社内还组织了同人护报委员会。
一时之间，真假难辨。于是王中等人决定先实行军管，待查清问题后再作具体处理。后查明：潘公展等人在上海解放前夕，把报纸乔装改扮了一番，一是胁迫一些商人加入少量股份，成立《新夜报》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拉拢一些采编人员悄悄地成立同人护报委员会来伪装进步。
王中立即给军管会写了一份报告，列举大量事实后指出：《新夜报》名义上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工商界服务，实际上纯系潘公展所控制的报纸，其政治背景为C.C系，一贯反共反人民，该报同人护报委员会的组织，也是潘公展控制报纸的一种手法。
1950年1月13日，王中等人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揭露了事情真相，宣布没收《新夜报》，并作了善后工作。
打破闭门教学模式 被复旦校长选中
当时接管上海新闻界以后，相当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等待被妥善安排，新闻出版处根据他们的本人意愿和实际需要，力求发挥他们的专长，进行妥善安排。年迈体弱自愿回老家的，就给予路费；愿意自谋出路的，发给3个月工资；外文较好的，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将他们安置到外贸、外事部门工作；中文底子好，愿意去学校教书的，就和教育部门联系，转到中学当教员。
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闻从业人员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新闻出版处就将他们集中起来，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华东新闻学院于1949年7月创办，恽逸群担任院长，王中担任学院的教务长。学院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在短时期内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工作”。第一批学员共540人，学习不足4个月，便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参加工作。第二批则为这批新闻从业人员。华东新闻学院设置的课程有：辩证唯物主义、新人生观、国内外形势、中国革命问题、新闻业务与政策。
恽逸群虽然担任院长，但此时他还兼任《解放日报》社长，工作十分繁忙，学院教务工作则由王中具体负责。王中强调打破旧的闭门教学单纯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既有必要的课堂教学，也安排师生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求学生既要在校内吸收新闻专业知识，也组织学生到新闻单位参加实际新闻工作，对学生既要给他们传授知识技术，又要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注意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看中了在华东新闻学院任教务长的王中，点名把他调入复旦大学。1950年10月，华东新闻学院王中、余家宏、杜月村三位教师被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
调入复旦大学之后，王中担任副教务长和校党委统战部长、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主任、新闻系主任等职务。
当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教授中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要做好统战工作，须在学识上获得认可。王中一身戎装进复旦，毫不怯场。他作演讲，只准备几行提纲，便能口若悬河讲上很久。有一次，他在台上作报告，台下有条子递上来，是一首诗，他当即提笔和诗一首，传了回去。如此才思敏捷，在教授中传为佳话。
多项举措探索新闻教学
王中将枯燥的新闻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宣传能力有口皆碑，许多上海高校请他去作报告，很受学生欢迎。针对复旦大学新闻系存在的诸多问题，王中做了大量工作，他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探索，提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观点令他卷入了政治批判的漩涡。
到各高校作报告
表达富有感染力
刚解放时，大学政治教育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王中将一些枯燥的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更反对死记硬背，讲课内容由浅入深，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使得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王中出色的宣传能力有口皆碑，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一开口妙语连珠，颇能调动现场气氛。许多上海的高校都来请王中作报告，他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导师之一。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通知》。复旦大学在登辉堂召开大会，王中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同志们，同学们，一二九时代的青年向你们挑战了！”这句话在学生的心灵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报名参干的决心书像雪片似的递上了主席台。他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一番演讲，青年热血沸腾，不乏立志投笔从戎者；他作“恋爱观之我见”的报告，青年茅塞顿开，对情感问题释然于怀；“三八”妇女节，他作计划生育的报告，在座者乐不可支，前俯后仰，不能自已，复旦登辉堂里的桌椅都前后移了位置。即便在晚年，王中的表达依然富有感染力。舒修有一次前去拜访，他回忆道：谈话内容自然是当时举国关注的思想解放运动。王中老师说话语调特别平稳，语速十分缓慢，断断续续，还时不时闭上眼睛，那架势足以让人昏昏入睡。但是，当他稍稍睁大眼睛望着你时，那充满睿智的、深邃的目光让你震动。他讲述自己的看法时，用词非常简练、朴素，但背后却蕴藏着无可逃遁的逻辑和独到的见解，发人深思。特别是他常常发出十分尖锐的提问，使你坐立不安。
王中真实、朴实、富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幽默风趣。他尊重专家学者，重视团结知识分子。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苏步青担任复旦教务长，而王中则是副教务长。两个人的出身背景不同，但是却能气味相投，相处融洽。王中对苏步青十分尊重，而苏步青也愿意与王中交流。两人讨论问题时，坦诚相待。同时，王中对一些干部身上“唯我独尊”的官气十分不屑。王中不喜欢人云亦云，常常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一些圆滑媚俗之事常常加以揶揄和调侃。
新闻系存在问题多 探索规律力求调整
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一味参考苏联教学模式找寻不到自我发展的途径，枯燥的内容和僵硬的形式，不受师生欢迎。新闻系教师的科研能力急需提升；青年教师的工作与学习，缺乏实践经验。
王中具备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不同意苏联教材和苏联专家教学中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新闻工作经验“不要讲宣传了什么，而要讲怎么宣传的”。在一次苏联新闻学专家给新闻系教师讲解新闻理论之后，王中对教师们说：“一个党报一个党报的介绍，就是报刊史吗？”
针对出现的问题，王中做出了大量工作。诸如编译国外文献资料，开拓研究视野；布置新闻系全体青年教师每人写一篇论文《党和党的宣传工作》；作为新闻系主任的王中还经常邀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社人员来校分享工作经验。此外，1956年8月，王中率领新闻系教师赴各地访问，探索新闻改革的经验。
之后，王中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他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观点：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满足读者的需要，他曾说“一张报纸办得好不好，你去街头去看，看看读者手里那五分钱买哪家的报纸就知道了”；党报具有两重性，即工具性和商品性；办经济区域报纸。
卷入政治批判漩涡 甘惜分回忆并致歉
王中的新闻观点和主张，体现了他本人的探索精神，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具启迪意义的。但未曾料到，这种学术上的探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使得他卷入了政治批判的漩涡。
在1957年夏首都新闻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的甘惜分发言批判了王中的新闻理论，后来陆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在《新闻业务》发表了《略论王中的反党思想》。对于这些争论，甘惜分后来回忆道：
我同王中同志并无恩怨。他在南方，我在北方，尽管在有关新闻理论的学术见解上有分歧，却并无必要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在当时那股潮流下，我变得很不冷静了，认定王中是新闻教育界第一号右派人物。于是把王中同志的一些理论观点统统上纲上线为反党纲领，把学术问题拔高为政治问题，这无异于对王中落井下石。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是过后多年的事情，1979年以后我曾多次当面向王中同志道歉。
坦诚地讲，王中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看到了新闻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弊病，他是向新闻教条主义开炮的第一人，他是很有勇气的。但是他对问题缺乏全面具体的分析，理论逻辑欠缺严密性，存在不少容易被人抓住的漏洞。如果他更冷静些，多一些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和偏激，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同样，如果当时批判王中的同志也多一点科学分析，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具体分析王中的新闻思想中哪一些是可取的，哪一些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场新闻理论的争论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将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在1957年我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当时我自己认为是站在一种正确的立场上对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以批判，我做得太过分了。
逆境孤独不改新闻理想
时代风暴之中，王中遭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将孤独和悲凉埋在心底，寻找新的研究方向。面临深重苦难时，他仍不改正直秉性，为无辜同志说话。平反前夕的一首诗，道尽他的人生磨难。王中重返复旦，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力主创办《新闻大学》杂志，并撰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著作。
被划为“右派”
研究“竖三民”
1958年，王中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从身兼数职到平民百姓，原来的一些老朋友、老熟人、老同事，对他开始疏远和冷淡。但王中并未被打垮，被分配到农场劳动，管理农具，他就认真修理保管；在游泳室收门票，打扫游泳池，他就认真工作，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资料室装订杂志，他就拿着榔头、锥子，练就装订本领。可以说，他把笑容留给他人，将孤独和悲凉埋在心底。
在此期间，他又找寻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在阅读大量的近代报刊之后，他开始较为细致地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作对比。在1962年至1963年，他撰写了5万字长文，研究“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在这些研究中，他对革命派办报思想、革命派报纸与改良派报纸、新闻自由、宣传策略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探索。当时宁树藩劝王中搞中国新闻史研究，但是王中听后摇了摇头，说道：“这不是我的志向。”
身陷困境依然正直
伸出援手保护同志
“文革”风暴来袭，王中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但有几件事情可说明他当时的性格和人生的态度。
王中的家难免抄家劫难，抄家者问他金银财富藏在何处，他说：“在皮箱里。”抄家者要他拿出来，他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谷牧是王中的好友，来外调的人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状，并拍桌子瞪眼睛地教训他，但王中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但不是据理力争，而是装作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桌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桌子，让我慢慢想。”等他过足了烟瘾，说：“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
在“文革”期间，王中依然保持了自己正直的品质。曹植芳后来回忆：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因为“右派”问题，也被算入“牛鬼蛇神”之列，下放到“五七干校”，我才和他算正式认识了，那时候有一件事情到现在还让我很感慨。在“五七干校”时，我们住在一个机关连队里。房子是浦东海边茅草搭的临时建筑，条件非常简陋，里面支了两三层床，一间房子住十几个人。干校中一般人员称为“五七战士”，我则属于“反革命”，是“监督对象”。因为条件简陋，洗澡很困难，就在房间三个角落拉一个布帘，用盆子打点水揩揩、冲冲。一次我在洗澡时，房间地上有个火油炉，我没注意，踩了一下。房间里有个积极分子发现了，他原来是“地下党”，革命干劲一直非常高，这时就趁机作文章，批判我，说我是有意的，搞反革命破坏，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房间里乱哄哄的，眼看我难逃一劫，王中这时出来了，说：“那个火油炉是我的！踩烂都没有关系！”那时他头上还有“右派”帽子，还是有“问题”的，但在这时候却没有趁机起哄，落井下石，借以“戴罪立功”，而是正义凛然地站出来，说真话，真是难得！
重返复旦恢复职务
深化阐述学术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平反冤假错案，洗刷了泼在王中身上的污垢，恢复了他的职称、职务、待遇。而在平反的前夕，他曾写道：“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短短几句，道尽人生磨难。平反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复旦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在此同时，他主持创建了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的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81年，他力主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并撰写了《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一系列论文和著述，进一步阐发和深化了他的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
王中对自己教授的学生影响较大，1979年，王中在选择自己的研究生时，选择了李良荣。对于第一次见到王中时的情形，李良荣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王中，是余家宏老师带我去他的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还下着雨，我又没带雨伞，到他家已经彻底淋湿了，很狼狈的样子。他一见我进来，先拿了条毛巾给我，让我擦擦头上雨水。他开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怕不怕当‘右派’？”我想了一下说：“怕。”老先生接着问：“为什么怕当‘右派’？”我说：“你这个‘右派’一当20年啊，我已经32岁了，再当20年‘右派’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你这么回答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很老实，人都是怕苦怕死的。上战场去打仗，那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时的话，人要是不怕死还不成了‘亡命之徒’了，人怎么会不怕苦呢？人人都怕苦，要不是人怕苦怕累怕死，社会就不能进步发展，人就不能越过越好。”我当时听了这些话，觉得这个老师看事情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其实他也不是读了很多书的那种学问家，但是看问题很犀利、很深刻。那时候，哪有人这样讲话、想问题呢，大家思想都很僵化的。而他看事情确实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视角，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而跟他学习的，也主要是新闻学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一些思想方法、活的东西。
总的来说，王中培养的这一批学生，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央和各省市的优秀新闻人才。
微笑面对过往坎坷风雨
二十世纪80年代的那场复旦大学的大会，让人感受到王中对过去风雨的态度，悲喜交加，又坦然面对。全体与会者报以长达三四分钟的欢呼与掌声。他的晚年是在与病魔作斗争中度过的，在上海举办的王中新闻理论研讨会上，他的贡献得到了肯定。王中的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但依然牵挂着学术研究和自己的学生。
一句活着道尽悲喜 掌声欢呼响彻全场
面对过去的坎坷不平，王中以微笑面对。
二十世纪80年代，在复旦大学的礼堂里召开一次大会，大会开始后，坐在主席台上的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龚心瀚首先站起来讲话，他说：“我能有今天，都是在校念书时离不开王中老师的教诲。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深深感激王中老师对我的栽培之恩。”说着，走上前去向满头白发的王中教授深深地鞠了个躬。面对龚心瀚的举动，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紧接着，《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王维站起来，满怀内疚地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对王中同志说了不该说的话，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今天，我当众向他赔礼道歉。”
这时候，主持人请教授王中讲话。全场戛然静了下来，千余双眼睛一起注视主席台。王中对着话筒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我王中还活着！”谁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全体与会者立刻站立起来，向他欢呼，向他鼓掌。在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王中声音洪亮地又说了一句：“同志们，我王中活得很好！”话音未落，全场又响起浪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足足有三四分钟之久。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王中气壮山河地再追加一句：“同志们，活着就是胜利！”
一时之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许多人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当时在上海新闻研究所工作的倪祖敏见证了这一过程，后来他回忆道：“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在一起，看到白发苍苍的王中教授，旧事重提，怎能不悲喜交集和感叹呢？”
晚年与病魔斗争 学术贡献获肯定
王中的晚年，是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度过的。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因过去的种种创伤而迅速恶化。到了后来更是小脑软化，以致言语困难，被迫终止了所有工作。
198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举行60周年系庆，王中作为中心人物，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在会上，面对众人的期盼，他用沙哑、枯涩的声音只讲了两句话：“我还活着，这是一大胜利。”
1993年4月24日，为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暨80寿诞，上海新闻界和上海新闻教育界召开王中新闻理论研讨会，突出了王中勇于探索和理论创新精神，赞扬他犹如“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老梅，在群芳争艳的春天来临之际，格外受人敬仰。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在祝词中说：“王中同志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早在1956年，他撰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为新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提出的关于‘报纸具有两重性’‘要重视读者需要’等观点，已经被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中教授在重新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同时，又发表了一系列有自己见解的学术论文，为活跃新闻学术思想作出了贡献。”
病中仍牵挂学生
发行文集圆遗愿
1994年以后，王中的身体状况逐步恶化。1994年一个秋夜，当他的学生李良荣再去看望他时，王中的子女告诉他：“老爷子神智糊涂了，许多老朋友、老学生都不认识了。”但此时的王中依旧牵挂着新闻研究和自己学生的情况。李良荣回忆道：
但当我推开他的门，走到床头喊他王老师时，他睁开眼睛，随口而出：“李良荣，你来啦！”我把他扶起来，靠在枕头上。王中老师已是骨瘦如柴，我心头一阵酸痛。他拍拍枕头边刚出的《新闻大学》，想说些什么。我凑近他嘴边，才听清楚：“你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听保姆说，身体刚好些，王中老师就会翻看《新闻大学》之类的新闻学期刊。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而那时，我刚遭受挫折，无心写作。王中老师以很清晰的语调告诫我：“多写点，我还想看你的。”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只有使劲地点头。爷俩握着手，我没法讲，他无力再讲，默默无言地坐了半小时。“多写点，我还想看你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每当我走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门口，我总会走到大门口，深情地望一眼2号楼，正对大门口，那曾是王中老师的家，也是我度过青春的最后几年、我人生中最快乐几年的地方。每当夜深人静，我埋头看书写作，我常会痴痴地想起王中老师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叮咛。我的每本书的后记，总情不自禁地会写出：我永远怀念我的导师——已故的王中老师，他的睿智至今还启迪着我。
1994年10月4日，王中入住华东医院，后因大面积脑溢血逝世，终年80岁。王中生前曾想将自己的一些论文整理出版，据说是“书名统一不了”，导致他无法看到自己的学术论集问世。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发行了《王中文集》，完成了王中的遗愿。编委会在序言中这样评价王中：
王中一生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为探索客观存在的新闻规律，创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虽屡遭磨难，但始终信念不变，意志不摧，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他的理论和精神，不论现在或将来，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鼓舞，其价值是永存的。
本期图片由赵元建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王中文集》《一张报纸的抗战》《中国近代名记者》《马光仁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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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版：人文潍坊·新闻学家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