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玉红

　　去年农历腊月廿三，青州古城的过大年活动热闹开场。那天下午，夕阳柔和的余晖洒在一排排红灯笼上，将街道映衬得格外喜庆。我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注地捕捉着新年的红火景象。正当我沉浸在这浓浓的年味里时，一阵热腾腾的年糕香，不知从哪户人家的门缝中悄悄钻了出来，一股脑地向我袭来。
　　那香味，是父亲在田地里辛勤种下的谷子的芬芳，是我和哥哥一起采摘的菠萝叶的清香，是母亲用温暖的掌心团出的年糕的香甜，更是我童年记忆里充满烟火气的年的味道。
　　老家做年糕所用的米都是自家种的。惊蛰过后，大地回暖，土壤解冻，父亲便扛起镢头和疙瘩耙子，前往北坡的山地松土。山地上布满了碎石子，父亲镢地的声音在大山里传得很远，声声有力。松完土，他又用疙瘩耙子仔细地敲砸土坷垃。那时没有手表，父亲便凭借着太阳的位置和村里人家升起的炊烟来判断时间，估摸晌午到了，便下山回家。
　　布谷鸟啼叫的时候，便是播种的时节。父亲和母亲扛着播种工具，一行行谷子被种下。等谷苗长到十公分左右，父亲又要去地里间苗，一撮一撮地拔掉多余的苗子。到了秋天，谷子快要成熟，为了防止鸟儿啄食，父亲用庄稼秆、破斗笠和红色的旧衣服扎成稻草人，立在谷地里。微风一吹，稻草人随风舞动，像是真的有人在守护，鸟儿们便被吓得远远的。
　　收获后的谷子带着糠皮存放，这样不仅存放时间长，还能保留谷子本身的香味。要吃的时候，再拿到石碾上去掉糠皮，就成了金黄黄的米。
　　在我的记忆里，一进入农历腊月，母亲就开始为过年忙碌起来。山区的冬天格外寒冷，即便没有冰箱，准备过年的食物也能一直保存到元宵节之后。过了农历腊月二十，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石碾旁排队碾粮食。母亲也早早起来，将碾碎的玉米用水搅拌均匀，浸泡半天，再用石磨磨成玉米糊，摊成一张张煎饼，留着年后吃。
　　那时，碾好的米面分两种，一种是糠皮呈黄色的小米，我们叫黄谷子。清晨，母亲生起红彤彤的炉火，烧上一壶开水，给每人冲一碗米面羹，还会特意给我和哥哥加上一点红糖。那香甜的味道，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品尝到，是童年里最温暖的甜蜜。母亲还会把米面掺上玉米面发酵后蒸馍，可我却不太喜欢吃这种酥软的馍馍。另一种为糠皮是红色的红谷子，也叫黏米，用来蒸年糕的。
　　过了小年，母亲开始蒸年糕。她把水、米面和红枣混合在一起，团成一个个窝窝头的形状，放在铺满菠萝叶的蒸笼里。父亲则在灶下把火拨弄得旺旺的，火苗直往外蹿。不一会儿，那诱人的香味就飘了出来。
　　我们村往西两三公里处有个小村子叫马家梢，村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都是本家的同族人。村南的山上有成片的槲树林，槲树不高，最高也就三四米，还长着许多分叉，站在树下就能轻松采摘到叶子。那叶子形状像巴掌，当地人叫它菠萝叶，专门用来垫在年糕下面。谁家蒸了年糕，那菠萝叶的香味能飘出老远。母亲常说，在咱们村里，美味是藏不住的。
　　时光匆匆，四十多年一晃而过。曾经手脚麻利、心灵手巧的母亲已是80岁高龄，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许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去年农历正月初二，我从父母家回到家。晚上，母亲让父亲打开视频和我聊天，她满是自责地说：“你看我这记性，咋忘了给你带我蒸的年糕呢。”
　　我告诉她超市里有卖的，她却忙说：“用柴火灶蒸的才好吃，咱家的年糕味道和外面的不一样……”
　　听着母亲的这番话，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天下的年糕或许都香甜可口，但母亲做的年糕，那味道是独一无二的，那是母亲给予我的爱，是家的味道。现在的母亲总是忘记怎么做饭，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吃上她做的年糕，一想到这，泪水又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