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东北开展情报工作非常艰难，李振远到达东北后，首先健全组织体系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东北情报站迅速发展健全，步入正轨。不幸的是，女儿李小琳得了百日咳，当时李振远手中握有组织交给他的一些活动经费，但他坚持组织原则，不动一分一毫，最终女儿因病重离世。
　　日本政权统治严密
　　东北抗日形势严峻
　　李振远夫妇来到奉天志城银行宿舍二层丁执中家里。丁执中的爱人叫范平，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的上初一，最小的3岁。丁执中一家人的生活也不富裕，但依然热情地帮助李振远，腾出一间小屋让他们住，给他们送吃的穿的。使他们在严冬里也备感温暖。不久，丁执中还帮李振远找了一份锅炉工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可以勉强生活了。
　　在东北建立情报站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的警察法西斯统治十分严密。一方面，日本人运用所掌握的政权、群众性特务外围组织的协和会，军、警、宪、特、流氓、浪人、地痞、土匪等全部爪牙，组成一支情报和侦察的庞大队伍。另一方面又以奉天日本宪兵队、奉天警务厅、奉天警察局、奉天铁路警察警护队、特务机关等共同主持，吸收重要工厂、公司、银行的负责人成立“奉天防谍协会”。此外，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安东、鞍山、大连等地也同样组织“防谍协会”。这是在关东军授意下，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日伪警务部门为执行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政策，侵略、掠夺、强制劳动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法西斯统治，既是情报和侦察机构，又是剥夺和彻底地取消人们的任何行动和人身自由的统治工具。例如，他们让老百姓整天不许锁门，方便他们随时进出，若有锁门者，以通匪罪杀头。每天下午，哨声一响，男女老少都要到街上做操，谁要不出来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也以通匪罪杀头。每天下午做操前，还要面向东方，给他们的天皇鞠90度的躬，谁要转错方向，或鞠不到90度，也以通匪罪杀头。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称“支那人”。大米是给“皇军”吃的，若发现谁偷吃大米，亦要杀头。为保证以机关、团体、工厂、矿山、银行等为“皇军”服务单位不被任何地下情报人员渗透，保证军需产品的加速生产，日本人实行集体安全责任制，就是警、宪、特的联合行动。
　　敌人控制最严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李振远和周梅影躲进丁执中介绍的银行宿舍，因此，没有遭受敌人每天的清查。
　　
　　发展党员联络爱国人士
　　利用各种力量搜集情报
　　1943年2月24日东北情报站建立。3月5日，李振远召集骨干，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李振远讲了当前的形势：日本的战争狂人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就任内阁长官之后，加强了扩军，他任命一样好战的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继续留任，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换成了关东军副参谋长池田纯久。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了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目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之师。在关东军扩军备战的严峻情况下，李振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问题，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统一领导，对付日伪情报组织蜘蛛网似的包围。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会后大家分头行动起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李振远发展了约20名党员，联络了一些爱国力量，东北情报站的情报组织逐步趋于完善。李振远为东北情报站站长，周梅影负责机要内勤。“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更名为“晋察冀边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是东北情报站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东北情报站的成员都是要求上进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留学生，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也有商人，还有大汉奸、伪政军界人士的子弟。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都是正式成员；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张为先，是志城银行董事会的监察人；范柏龄的父亲是奉天商工银行董事长，奉天纺纱厂股东、董事，沈阳市里房产有几百间；于静纯的父亲于冲汉是东北有名的大汉奸，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哥哥于静远是伪满大臣、伪首都“新京”市长；王城(原名王恒烈)的父亲是伪满军法处处长。还有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之子仵志彬，伪高射炮兵中校团长，川岛芳子胞弟宪东等等。
　　这在中央引起不小的争议，有的人反对任用大汉奸、伪政军界人士的子弟搞情报，反对他们加入组织。但是李克农等人都支持李振远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人在获取情报上更具有优势，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党性不动经费
　　女儿得百日咳去世
　　1943年5月，李振远的女儿李小琳得了百日咳。百日咳是呼吸道传染疾病，小琳生病期间，李振远夫妇处处小心，注意与周围邻居隔离。小琳一咳嗽，周梅影就把孩子抱到院子里，冒着寒风整夜地哄，生怕影响他人。这位上海长大的姑娘手脚都生了冻疮。
　　当时东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日本人给中国人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周梅影除了搞好内勤工作外，还要为生活操劳。她把从日本人那里买来的发霉的高粱米拿回来，用水泡后拿到砖头上搓，把高粱米外层的皮和霉都搓掉，煮成饭先给李振远吃，因为他每天都要外出工作。给重度营养不良的小琳吃的是加了水的高粱米稀饭，稀饭又硬又剌嗓子，小琳吃了吐，吐后又坚持吃，孩子也很懂事，她老说：“我乖，不要把我给人。”剩一点才是周梅影吃，她吃得整天吐酸水，饥一顿饱一顿，她都坚持下来了。
　　孩子的病情日益加重。周梅影焦急万分，她听邻居说有一种抗生素能控制肺部感染，对百日咳很有效，就是太贵了。她多么期盼能救孩子的性命，可上哪找这么多的钱啊。虽然李振远手里有组织上的活动经费（金条），但那是公家的钱，高度的党性使他们没动一分一毫。一边是金灿灿的金条，一边是生命垂危的孩子，周梅影的心都碎了。她泣不成声，默默陪着孩子，手被咬出了血，希望能有转机。
　　1943年8月下旬的一天，小琳昏迷了。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小琳吸上氧气，听了半天，又拍了片子，护士打了针，输上液体。医生看着片子说：“这孩子的病太重了，满肺全感染，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丁执中说：“要不要再换一家医院，看看有没有办法？”周梅影沉静地说：“不要了，你和许多同志凑钱把孩子送到这里，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小琳的病太重了，换医院也晚了。”小琳在医院里再也没有醒来。三天后，病了整整100天、极度虚弱的李小琳，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深爱她的爸爸妈妈。
　　周梅影忍住悲痛，在丁执中爱人范平的帮助下，给小琳穿上生前喜欢的小红鞋，孩子孤零零被埋在奉天南门外。周梅影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