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尖兵李振远(下)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李振远夫妇奉命建立东北情报站,成功打探到“一号作战”,致使日军作战计划严重受挫。夫妻俩奉命建立上海情报站后,得到国民党军将接收日本在沪的所有军火仓库的情报,于是积极联系新四军,智取军火库。得知军统要暗杀周恩来的计划后,李振远等人利用黄包车硬闯周公馆,掩护周恩来安全转移,粉碎了蒋介石破坏和谈的阴谋。解放战争开始后,李振远还保护了民主进步人士的小火轮和商船,为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打下基础。李振远夫妇成功完成保护宋庆龄的重任,得以让宋庆龄安全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李振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党的情报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无名英雄。
本期撰稿:李洪敏(张书功整理)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可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01-02)王明才(03-04)刘辉(05-06)刘小宁(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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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前往伪满洲国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李振远夫妇奉命奔赴伪满洲国,任务是建立东北情报站。二人乔装打扮,在“经理”陈卓毅的掩护下,坐火车前往。日本宪兵的检查严密,先是在车上看照片对照人的相貌,出站口又要人脱掉衣服检查。千钧一发之际,李振远的二女儿李小琳人小鬼大,机智地帮爸爸打掩护,躲过这两场危机,顺利过关。
夫妻俩分开排队
乔装混过山海关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寇在“伪满”的统治更加残酷。中央急于了解东北的情况,曾6次派人去东北,都失败了。在这危急时刻,李振远受命前往伪满洲国。他的任务是建立东北情报站,获取敌人情报上报中央。他乔装打扮,与家人再闯关东。
1943年2月3日上午,下着小雪,山海关关口前的一个广场上,人很多,排着队的人们冻得不停地挪步。快到通关检查口时,伪军把人们分开,令男人走一路,妇孺、老人走另一路。在广场的一角,李振远穿着长棉衫,打扮成50多岁的小老板,他头戴一顶狗皮帽,弯着腰,不时地咳嗽,手提礼盒来到队尾排队。前面的瘦小老汉回过头来问:“东北人?到关外探亲的?”
李振远猫腰点头客气地说:“是,回去看老娘,好多年没回去了。”老汉问:“头回过关?”李振远说:“嗯哪。”老汉低声说道:“俺们老百姓称山海关是‘鬼门关’,日本宪兵检查特别严,每一件行李都要翻个底朝天,每个人都要被盘问、照相、办证、交钱,雁过拔毛。”李振远说:“咋,这么吓人啊,请您老多关照。”老汉说:“我来过好几回了,你跟着我。不过你可要准备点小钱,悄悄孝敬‘二鬼子’,他们就不为难你了。幸好你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好,否则很容易被找茬,抓去当劳工,许多年轻人去了,就再也没见回来。”
边说,二人边慢慢往前移。李振远还时不时回头看,后面又排上许多人,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穿着厚旗袍、围着长围巾的周梅影抱着二女儿李小琳和掩护她的身着西服、大衣的“经理”陈卓毅。
到了关口,鬼子凶巴巴地轰赶着人群,伪军在老汉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就放行了。李振远随其后,咳嗽着,让他们搜,伪军盘问半天,照相,办了手续,李振远交了钱,一会儿亦过了关口。老汉远远瞧着说:“刚才过关口时,我看你在袖口里藏钱给了‘二鬼子’。可能是那家伙嫌少了,还揪了一把你的胡子,幸好胡子是真的,否则,把你当抗联抓起来,那就没命了,我都吓出一身冷汗。”李振远说:“为了看我娘,我头半年前就留着胡子了,我的胡子长得快。快过年了,临来前修了修,他再揪,咱这也是原装的。”两人都乐了,相互搀扶着向前走。
人们走出关口,就见一座大碑,上面刻着“王道乐土大满洲国”几个字,这是鬼子亲自修建的,并亲自把守,所有人都要向大碑鞠躬。李振远望着大碑出神。这时,一个鬼子冲上来,老汉急忙向前护着,挨了一枪托。鬼子叫喊:“不许停留,否则枪毙。”李振远听懂了他们的话,连忙转身迅速搀扶起老汉,连抱带拖地离开了那里。走了一会儿,李振远扶老汉站在道边歇脚。
李振远关切地问:“你怎么样?伤着没有?哎,都怪我,蒙了,看傻了眼。”老汉左右看了下,低声答:“不打紧,为了和家人团聚,还得从这块屈辱的碑前走过,是谁也气不过呀!明明是咱中国的地界,却被说成是他们的乐土。不过,你身手真快,要不然鬼子再打一下,我这把老骨头就丢在这里了。你是个练家?”李振远咳嗽两声,谦虚地说:“为了防身,老父亲教了俺几招,只是没学好。”李振远在老汉的帮助下,过了第一关。
小女儿机智应对
救了李振远一命
候车室熙熙攘攘,烟雾缭绕,灯光昏暗。上车后,周梅影、陈卓毅和孩子李小琳一起,坐在车厢一头,李振远坐在车厢另一头。李振远曾是东北抗联3军9师师长,是日寇通缉的十大“匪首”之一。知道自己是通缉犯,为不牵连妻女,约定让女儿叫他“伯伯”。
车厢内旅客寥寥无几,一些日本旅客夹在其中。列车走了好久,天色从黑暗变得蒙蒙亮。这时,三个日本宪兵来检查。他们先查陈卓毅和周梅影,孩子吓得扑向妈妈怀里,周梅影赶紧把孩子抱起来。陈卓毅沉着地用流利的日语与日本宪兵交谈。其中一个领头的日本宪兵生硬地问:“你在什么地方学的日语?”陈卓毅说:“我在东京留学时学的,硕士毕业后就回国了。”日本宪兵态度稍缓和地指着女人和孩子问:“她们是你的什么人?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陈卓毅说:“她是我弟媳,我送她们与家人一起过年的。”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细心的周梅影突然发现,后面一个日本宪兵手里拿着带有照片的小册子,一边查,一边核对人的相貌。周梅影紧张地张了一下嘴,又连忙闭上。李振远还不知道对着照片找人的事情,这太危险了。她不由自主地挺起身,希望李振远能往他们这边看。可李振远看他们通过了检查,就再也没往他们这里看一眼。
日本宪兵一步步逼近李振远,周梅影的心悬起来。女儿小琳刚开始依偎在妈妈身边,抬头看妈妈老盯着前面,听见妈妈口中念念有词。聪明的孩子突然转身向另一头走去。小琳一边走一边喊着:“伯伯、伯伯。”孩子摇摇晃晃地在大人和宪兵的腿中穿过。
周梅影的眼神也跟去了。她精神紧张,无意识地揪住了陈卓毅的胳膊。陈卓毅一看,也跟着紧张起来。孩子继续走着,推开大人的腿,仍然不停地叫:“伯伯、伯伯。”机敏的李振远听见了,抬头见周梅影焦急的眼神,马上明白了一切。他毫不犹豫抢上前几步,一把抱起孩子。日本宪兵刚好检查到他们,李振远左手抱着小琳,低下头,右手掏证件让他们查看。小琳紧紧抱住“伯伯”的脖子,遮挡了他的脸。日本宪兵看是一个带孩子的男人,没多检查就放行了。周梅影松了口气,身体一下软了,靠在座位上。陈卓毅也感叹:“我的天呀,好悬啊,多亏孩子。”
孩子及时大哭
又过惊险一关
火车开进奉天火车站,人们慌慌张张地下了车,挤挤攘攘地拥向出口。在出站口,日本宪兵站成两排,用刺刀对着人们。伪军恶狠狠地叫喊着,用警棍驱打着人群,人们来回乱跑,最后男人站一路,妇孺、老人走另一路,接受检查。李振远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礼品盒。
李振远见日本宪兵让人们脱衣服,心想,自己身上有枪伤和刀伤,是躲不过去的,怎么办?他看了看小琳,突然心生一计,对孩子说:“小琳乖,一会儿伯伯要把你放下接受检查,人多,你千万别离开伯伯,会走丢的,要不,你就大哭。”李小琳出神地望着“伯伯”,皱起小眉头,她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过了出站口,日本宪兵开始搜身,检查行李。没过关的人当场被拉走。一个日本宪兵用枪指着李振远叫喊着,李振远只好来到他面前。
日本宪兵命令:“把帽子摘下,大衣脱了,把手和胳膊露出来。”李振远俯身放下女儿,摘下帽子。李小琳抬头望着“伯伯”,她看见“伯伯”向她撅撅嘴,然后直起身,不理她了。小琳吓得“哇”地一声哭起来,不停地叫:“伯伯,抱抱,抱抱,别丢下我,我听话。”李振远还是不理她,慢慢腾腾地脱着大衣。孩子越哭越厉害,李振远装作不知所措地叫道:“这,这可怎么办呀?”他又俯身把孩子抱起来,照着小琳的屁股打了一巴掌,连声说:“你咋不听话,快别哭了。”从没挨过打的小琳哭得更厉害了。日本宪兵被闹得没法细查,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他们赶快离开。李振远慌慌张张地拎着大衣,捡起礼品盒,夹着孩子,迅速离开。他站在不远处等了一会儿,只见陈卓毅和周梅影相互搀扶着,接受日本宪兵的检查,陈卓毅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减少了日本宪兵对他们的怀疑。另一个日本宪兵简单翻了翻行李,也把他们放行了。
车站出口不远处,一名中年男子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警觉地四处观看一番,缓步朝陈卓毅走去。陈卓毅和他握了一下手,对走过来的李振远简单介绍:“这是我的老同学,叫丁执中,是这里的总负责人、经理。这位是李振远,从老家来找你的。”说罢,陈卓毅向丁执中摆摆手,仅几秒钟就接上了头。陈卓毅转身又钻进火车站,赶乘当日火车返回天津。
团结一切力量建情报站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东北开展情报工作非常艰难,李振远到达东北后,首先健全组织体系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东北情报站迅速发展健全,步入正轨。不幸的是,女儿李小琳得了百日咳,当时李振远手中握有组织交给他的一些活动经费,但他坚持组织原则,不动一分一毫,最终女儿因病重离世。
日本政权统治严密
东北抗日形势严峻
李振远夫妇来到奉天志城银行宿舍二层丁执中家里。丁执中的爱人叫范平,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的上初一,最小的3岁。丁执中一家人的生活也不富裕,但依然热情地帮助李振远,腾出一间小屋让他们住,给他们送吃的穿的。使他们在严冬里也备感温暖。不久,丁执中还帮李振远找了一份锅炉工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可以勉强生活了。
在东北建立情报站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的警察法西斯统治十分严密。一方面,日本人运用所掌握的政权、群众性特务外围组织的协和会,军、警、宪、特、流氓、浪人、地痞、土匪等全部爪牙,组成一支情报和侦察的庞大队伍。另一方面又以奉天日本宪兵队、奉天警务厅、奉天警察局、奉天铁路警察警护队、特务机关等共同主持,吸收重要工厂、公司、银行的负责人成立“奉天防谍协会”。此外,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安东、鞍山、大连等地也同样组织“防谍协会”。这是在关东军授意下,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日伪警务部门为执行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政策,侵略、掠夺、强制劳动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法西斯统治,既是情报和侦察机构,又是剥夺和彻底地取消人们的任何行动和人身自由的统治工具。例如,他们让老百姓整天不许锁门,方便他们随时进出,若有锁门者,以通匪罪杀头。每天下午,哨声一响,男女老少都要到街上做操,谁要不出来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也以通匪罪杀头。每天下午做操前,还要面向东方,给他们的天皇鞠90度的躬,谁要转错方向,或鞠不到90度,也以通匪罪杀头。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称“支那人”。大米是给“皇军”吃的,若发现谁偷吃大米,亦要杀头。为保证以机关、团体、工厂、矿山、银行等为“皇军”服务单位不被任何地下情报人员渗透,保证军需产品的加速生产,日本人实行集体安全责任制,就是警、宪、特的联合行动。
敌人控制最严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李振远和周梅影躲进丁执中介绍的银行宿舍,因此,没有遭受敌人每天的清查。
发展党员联络爱国人士
利用各种力量搜集情报
1943年2月24日东北情报站建立。3月5日,李振远召集骨干,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李振远讲了当前的形势:日本的战争狂人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就任内阁长官之后,加强了扩军,他任命一样好战的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继续留任,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换成了关东军副参谋长池田纯久。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了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目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之师。在关东军扩军备战的严峻情况下,李振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问题,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统一领导,对付日伪情报组织蜘蛛网似的包围。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会后大家分头行动起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李振远发展了约20名党员,联络了一些爱国力量,东北情报站的情报组织逐步趋于完善。李振远为东北情报站站长,周梅影负责机要内勤。“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更名为“晋察冀边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是东北情报站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东北情报站的成员都是要求上进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留学生,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也有商人,还有大汉奸、伪政军界人士的子弟。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都是正式成员;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张为先,是志城银行董事会的监察人;范柏龄的父亲是奉天商工银行董事长,奉天纺纱厂股东、董事,沈阳市里房产有几百间;于静纯的父亲于冲汉是东北有名的大汉奸,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哥哥于静远是伪满大臣、伪首都“新京”市长;王城(原名王恒烈)的父亲是伪满军法处处长。还有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之子仵志彬,伪高射炮兵中校团长,川岛芳子胞弟宪东等等。
这在中央引起不小的争议,有的人反对任用大汉奸、伪政军界人士的子弟搞情报,反对他们加入组织。但是李克农等人都支持李振远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人在获取情报上更具有优势,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党性不动经费
女儿得百日咳去世
1943年5月,李振远的女儿李小琳得了百日咳。百日咳是呼吸道传染疾病,小琳生病期间,李振远夫妇处处小心,注意与周围邻居隔离。小琳一咳嗽,周梅影就把孩子抱到院子里,冒着寒风整夜地哄,生怕影响他人。这位上海长大的姑娘手脚都生了冻疮。
当时东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日本人给中国人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周梅影除了搞好内勤工作外,还要为生活操劳。她把从日本人那里买来的发霉的高粱米拿回来,用水泡后拿到砖头上搓,把高粱米外层的皮和霉都搓掉,煮成饭先给李振远吃,因为他每天都要外出工作。给重度营养不良的小琳吃的是加了水的高粱米稀饭,稀饭又硬又剌嗓子,小琳吃了吐,吐后又坚持吃,孩子也很懂事,她老说:“我乖,不要把我给人。”剩一点才是周梅影吃,她吃得整天吐酸水,饥一顿饱一顿,她都坚持下来了。
孩子的病情日益加重。周梅影焦急万分,她听邻居说有一种抗生素能控制肺部感染,对百日咳很有效,就是太贵了。她多么期盼能救孩子的性命,可上哪找这么多的钱啊。虽然李振远手里有组织上的活动经费(金条),但那是公家的钱,高度的党性使他们没动一分一毫。一边是金灿灿的金条,一边是生命垂危的孩子,周梅影的心都碎了。她泣不成声,默默陪着孩子,手被咬出了血,希望能有转机。
1943年8月下旬的一天,小琳昏迷了。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小琳吸上氧气,听了半天,又拍了片子,护士打了针,输上液体。医生看着片子说:“这孩子的病太重了,满肺全感染,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丁执中说:“要不要再换一家医院,看看有没有办法?”周梅影沉静地说:“不要了,你和许多同志凑钱把孩子送到这里,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小琳的病太重了,换医院也晚了。”小琳在医院里再也没有醒来。三天后,病了整整100天、极度虚弱的李小琳,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深爱她的爸爸妈妈。
周梅影忍住悲痛,在丁执中爱人范平的帮助下,给小琳穿上生前喜欢的小红鞋,孩子孤零零被埋在奉天南门外。周梅影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
获取“一号作战”计划情报
1944年,李振远打探到日军不久将进行“一号作战”计划,什么是“一号作战”?在李振远的指挥下,东北情报站利用关系深入伪满政权内部,利用敌人“找后路”的心理,一步步探取情报,最终获悉“一号作战”全部内容,迫使日军作战计划严重受挫。
为寻“一号作战”计划
高远请缨潜伏“新京”
194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情报人员高远急冲冲跑来报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小王在伪政府机关上班时,无意中听到日本人说了一句:一切都是为了日本陆军的“一号作战”。机警的小王觉得可能是个重要情报。这个“一号作战”是什么内容,什么时间开始,在哪里作战?一切都不清楚。下班后,小王连忙通过交通员给高远带信。高远一方面让他继续调查清楚,另一方面立即赶来向上反映。李振远听了汇报后,认为日本人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李振远抓紧时间,找一个重要关系去核实此情报。几天后,得到的消息是“确有此事”。李振远紧急让周梅影上报。中央回电:“请尽快搞到详情上报。”
李振远找到高远,问他看谁最接近高级机密。高远想了一下说:“留学生小于的父亲是东北有名的大汉奸,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哥哥是伪满大臣、伪首都‘新京’(长春)市长,掌管着2000多人的警察队伍,他们都是高层,一定能找出些蛛丝马迹。”李振远表示赞同,并问谁和小于最熟悉。高远自告奋勇,请缨秘密潜伏到“新京”找小于接头,商量此事。李振远说:“你是在‘新京’长大的,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非常有利的。但你是在敌人那里挂了号的人,你家也被严密布控。”
高远急了:“你也是挂了号的‘匪首’,还不是在这里拼命?我是向你学的,我熟悉小于,我们是校友,我是他的师长,我去最合适,就让我去吧。”李振远只能同意,并表示东北情报站的全体人员全力以赴配合高远的工作。
进步青年小于探知情报
“一号作战”初现端倪
几天后,高远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地坐在“新京”某咖啡厅的角落里,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小于穿得像位公子哥,晃晃悠悠地进了咖啡厅,四处张望后,来到高远面前坐下。没等高远开口,小于就激动地小声说:“自从在日本分手后,就再也没见到你,这次你能想起我,真是太好了。我参加过咱们的学习,非常想好好干,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只是不知如何才能做好。”高远说:“不急,我教你如何去做。你先介绍一下你家的情况,看看谁能接触到机密文件。”
小于说:“在我家,掌握机密情况的人只有我爸爸和我大哥。爸爸回家后在书房办公,保险柜就放在书房办公桌的旁边。我哥哥自己有家,也常在自己的书房办公。但他常锁门,从不放人进去。他的公文包总带在身边。他人很精明,不好突破。”高远说:“鬼子搞了一个‘一号作战’,我们想知道具体内容。”小于说:“这事不好办。我们家教很严,我爸爸每天下班后,都小心翼翼地把公文包放进保险柜。没钥匙,如何开得了?”高远说:“你就先从你爸爸那里开始吧。你平时与你爸爸聊天时,假装关心他,打听一两句就够了,不用着急,千万别问太多,要沉住气,我会一直帮你。”
过了半个月,小于与高远又秘密接头。小于说:“我爸一喝酒就能多说几句。不过,他太忙了,在家喝酒的机会很少。经过几次打听,确有‘一号作战’,日本人从本土和南朝鲜新招来许多兵,估计兵力高达50万人左右。日本人让我爸做好充分的物资和粮食准备,并保证运输安全。”高远称赞小于干得不错,让他细心打听,留意观察。高远则找会开锁的人。
消息经李振远报给中央。中央又通告国民党,让他们也早做准备。
国民党立刻部署,没多久,在河南发现了大量日军集结。1944年4月17日,侵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打响了。
以找退路为突破口
小于获取部分计划
不久,高远与小于又进行了第三次秘密接头。高远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高远介绍说:“这位是开锁专家,你出的价高,他愿意帮你从你父亲的保险柜里拿出‘家庭遗产文件’,帮你解决家庭纠纷。我这两天也不走了,等你的消息。你如果有急事的话就到这个地方找我。”
三天后,高远来到接头点,焦急地等待。小于急冲冲进来,上来便鞠躬道歉,说行动失败了。原来,开锁师傅到了小于家门口,发现有警察站岗,还有警察上来打招呼,吓得直哆嗦,死活不下车,表示他不跟官府打交道。小于劝了半天也无用。高远让他先缓一缓,再找机会。
一周后,小于匆匆来到咖啡厅,向高远汇报重要情况:“我想父亲谨小慎微,思想保守,不如到大哥家碰碰运气。他正好在家,闲聊中,我讲起对战事的看法。刚开始,他不愿讲,也不想让我讲。我告诉他,我是留日的,很了解那个民族的特点。我讲了许多他不知道的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最后还是讲到战争,但有人找他,我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又讲到战争和他的后路问题。他问我将来的打算。我讲我不喜欢战争,不想活得那么累,想到香港,并说许多人都往那里跑。我哥高兴了,问我香港是否有人?我告诉他,我的好朋友在那里,他让我帮忙联系一下,说是有事情商量,但没谈具体事宜,他又被叫走了。临走时,他还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让我等他回来。往常,他走时公文包一定锁起来,或随身带上,从不离身。这次竟没带,而是放在书房桌子上,书房门也没锁。我趁机溜进去,打开公文包一看,竟是‘一号作战’的全部计划。我只看了一点,大哥就回来了。我来不及撤出,只把公文包放回原处,假装到书架上找了几本书看。大哥是回来取公文包的,并没在意我翻书,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我按记下的内容,写了报告,全在这里。”
高远对小于说:“你干得不错,看来你哥也在想退路。你可以帮他,但不能公开身份,他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转告我。另外,下次带上你的照相机,有可能的话,把后半部分内容拍下来就更好。如果不行,也不可勉强……”高远让小于谨慎行事。
此情况通过周梅影报告中央,中央又一次通告国民党,他们立刻对战区进行重新部署。
努力几月获悉全部计划
全面布防日军举步维艰
李振远、周梅影以及高远对小于的汇报进行了分析,认为既然小于的大哥想找后路,就将计就计,给他一个好去处,条件是要得到“一号作战”的全部详细计划。于是,他们告诉了小于香港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让小于按计划去执行。
过了几天,小于提着一个小巧的礼品盒兴奋地来到咖啡厅,他对高远说:“我哥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任务已完成,胶卷在礼品盒里。”高远压低声音:“你近期暂时先别干其他的,老老实实上班,装着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和你的联系也要中断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被敌人盯上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有可疑的人在门口,下次会有交通员通知你,你现在赶紧撤,注意甩掉尾巴。”小于起身,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高远慢慢喝着咖啡,过了一会儿夹着礼品盒也离开了。他转了好几条街,终于甩掉“尾巴”,乘火车把礼品盒平安送回奉天(沈阳)。周梅影把“一号作战”的简单电文发出。安排交通员专门送胶卷,一站又一站传送,中间还出了点危险,但还是送到了延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东北情报站终于掌握了“一号作战”的全部计划,8月初中央得到胶卷,把情报通报国民党军。这是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发动对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的大规模攻势。日军企图全面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虽然日军在前期还算顺利,6月至8月间,他们受到顽强抵抗。数十万日军苦攻衡阳而不破,致使“一号作战”计划受挫。中国政府得到情报后,进行了一系列布防,使日军的进攻举步维艰。1945年2月“一号作战”结束,日军在中国部署的唯一一个野战攻击军第11军伤亡惨重,其主力116师团、68师团的各个联队战损达到90%。此役虽然给中国正面战场以巨大的冲击,然而并不能扭转日军不利的战略态势,日军的全面溃败已为期不远了。
东北情报站获得的重要情报远不止这些。如伪满州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张绍纪(张梦实)获得日军改变战略,准备全面南下的重要消息。中央把这一情报告诉苏联,使斯大林终于下定决心,把远东军区的兵力全部调到西线战场,提前对德国法西斯进行战略反攻,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对东北的情报工作非常满意,他亲自在上报材料上批示:“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东北情报站也受到中央社会部集体嘉奖。
联合新四军智取军火库
1945年5月下旬,李振远夫妇接到上级命令:赶到上海,组建上海情报站。上海情报站建立后,李振远得到情报,国民党军不久将接受日军在沪的所有军火仓库。李振远认为,我军急缺军火,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联系了新四军,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上演了一场智取军火库的大戏。
乔装国民党军上校
接近少佐摸到情报
上海情报站建立不久,日寇投降,八年抗战的艰苦阶段总算熬过来了,大家都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更艰巨的任务接踵而来。
1945年8月中旬,李振远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少将接收大员蒋本沂那里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军不久将接收日军在沪的所有军火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李振远思考着,把任务分配下去。
不久,其他人收集到更多情况。原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有好多日军军火库,比较大的军火库有:坐落于上海虹口区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虹口公园”北部被改建为军火库。1937年到1945年日军占领期间,江湾体育场也成为日军军火库。此外,还有静安寺路成都路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高昌庙日军陆军军火库、宝山日军军火库等,均由日本人亲自把守,不许中国人进入。当时情报组织里只有李振远一人略懂日语,所以,他决定亲自深入虎穴,侦察情况。
李振远穿着借来的国民党军上校军衔的军装,来到日本餐馆。李振远坐在里面,慢慢吃喝着、观察着。这里借酒消愁的日本军人不少。刚开始很难接触,他们不爱和陌生人讲话,尤其不爱和国民党军人说话。李振远一连去了好几次,摸清了他们的想法。他称自己在日本的军校受过训,拉近和他们的关系,直接告诉他们:“打仗是国家的事,不妨碍我和朋友的来往,我在找一位日本军人,他是我的朋友。他可能要回国,我想见他,友情不能忘。”
这获得了一些日本军人的好感,李振远时常和他们聊天,但他们都不在军火库工作。这天,李振远终于遇见一名也在同一军校待过的日本少佐,两人便聊起来。这名少佐说他负责上海郊区某处的一座军火库,只等国民党军队来接管,他就可以回日本了。这次到城里,就是找上司联系这事的。李振远问他事办得怎样。他叹气说上司只顾办理自己回日本的事,没理睬他。他和手下联队的人也都想尽快回国,请李振远帮忙联络国民党军。
李振远自称在国民党军队当高参,说:“这事好办。”并说尽快给他答复,少佐连声感谢。
回到情报站,李振远严肃地说:“蒋介石集团不久就会搞起内战,对我军来讲,军火非常重要。自日本投降之后,一切军事行动都停止了,剩余军队逐渐缩在军营内,他们急于回家,对国民党的情况又不了解。现在的蒋介石集团还没有能力很快掌握全国的大城市,这里有空子可钻。只要计划好,我们‘浑水摸鱼’是可行的。派交通员往延安汇报,来回至少一个月,来不及,我们是不是赶紧把情况报告给新四军。”郑凯说:“我党八年抗战多辛苦,正需要武器,不能便宜了老蒋,我去找新四军。”
扮国民党军接收要员
拉走军火炸毁军火库
郑凯见到了新四军后勤部部长,把李振远的智取计划作了汇报。后勤部长认为事关重大,马上把此情况向军里汇报。陈毅将军听到消息后,指示:“这批军火势在必得,我完全同意上海情报站提出的计划。”之后,他又做了一些补充,还派来联络员孙明具体落实。孙明一周前刚和李振远在码头见过面,他曾让李振远协助用钢厂的船,运走华克之搞的一批军火。经过周密部署,一场新四军与上海情报站联合智取日军军火库的战斗开始了。
一天,日本少佐站在山坡上,看见远处开来几十辆军车,最前面的一辆车上还挂着国民党军的旗子。“来接收了,可以回家了。”站在少佐身后的士兵叫道,少佐脸上也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微笑。他通知士兵,让联队在仓库门口集合,准备受降。联队很快集合完毕,只见一辆辆军车开到营区门口,车上下来许多“国民党军士兵”。其中有几个当官的直接往日本军营里面走去,日本哨兵拦住去路,要检查证件。其中一位军官(郑凯所扮)抡起胳膊就是一个耳光,打得哨兵倒退了好几步,日本少佐一看来者很凶,心里有些胆怯。他突然看见“李高参”(李振远)也在其中,立刻跑上前去,敬军礼报告。“李高参”也向少佐介绍了他身后的军官是接收大员。日本少佐上前一步想和接收大员们说话,可是谁也没理他,甚至都不看他一眼。日本少佐只好忍着。
郑凯大声地叫了几句,李振远在少佐面前晃了一下“国防部命令”的公文,并翻译道:“受降开始!”让少佐命令集合他的联队,交出武器。国民党士兵开进营区。
日本少佐有些犹豫说:“要与上级联系一下,得到许可,才能交出武器。”李振远只好把少佐的话向郑凯说了。郑凯回身向他的部队一挥手,“国民党军”立刻包围了日军联队,日军联队也本能地举起了枪。李振远迅速地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仓库前有4个地堡,两边的山上还有铁丝网和工事,一旦打起来,新四军肯定吃亏。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振远沉着地对少佐说:“你如果下令开枪,就是犯罪,你和你的联队可就都回不了日本了。”少佐猛然醒悟,可是他还想打电话请示,李振远同意了。但少佐万万没有想到,电话线已被截断,他打了半个小时,电话没通,急得他脑门都是汗。郑凯又一次大喊起来,李振远又唧咕唧咕地和少佐说了几句,少佐无奈同意缴枪。
少佐向李振远敬礼,从腰上解下战刀,双手捧上交给李振远说,这是他上司大佐的佩剑,为了让他安心,把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现在,他愿意送给李振远。
李振远接过佩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双方都在上面签字。少佐还想认真地看一下文件,李振远说:“给你留了一份,以后慢慢看吧。”
李振远催少佐命令部队交武器,少佐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命令。日本士兵排着队,把武器放在地上,有几个日本士兵还哭了。李振远让少佐把地堡和工事里的流动哨兵也撤下来,还要求少佐和日本军官陪十几个“国民党军官”参观这几座仓库。剩余的日本士兵和“国民党军士兵”一起装车,只装弹药和机枪等轻武器,说是有急用,少佐也不敢违抗。少佐和日本军官陪“国民党军官”向军火库深处走去,这里堆满了小山似的弹药。再往深处去,又出现几个洞库,里面还有一部分重武器,如坦克和大炮。李振远和其他“国民党军官”都感到有些震惊,军火库之大,装备数量之多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少佐看到他们惊讶的神色,更加得意了,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不过在参观时,少佐发现除了李振远外,其他十几个“国民党军官”好像都不懂日语,不懂日语的军官来搞接收,好像不合常理,他起了疑心,拿着仓库登记簿一边介绍军火库里的装备,一边留心看“国民党军士兵”的动向。
当车队快装完时,他看见“国民党军士兵”拿着炸药进来,便完全明白了,“八格……”就在他还没完全喊出来的时候,已被“国民党军官”打倒在地,其他几名日军军官想反抗,但被“国民党军官”很快制服。当少佐醒来的时候,被他的士兵抬着,向另一个山谷走去。李振远告诉他,“军统”要把带不走的军火都炸了,为了他们的安全,带他们到其他地方,只要他服从,会有其他的国民党军来接他们回国。话说着,一辆辆军车开走了,少佐的士兵们都被捆在一起。大约半个小时后,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连续爆炸声,少佐号啕大哭。这场爆炸和大火持续了三天。
新四军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首长非常高兴,还组织了一支特殊的游击支队。后来,新四军又联合上海情报站搞了两次军火,并把这些军火转运到山东解放区。
智闯周公馆营救周恩来
1946年秋的一天,李振远获知军统为了阻止周恩来在国际记者会上揭发蒋介石破坏和谈的阴谋,要暗杀周恩来的情报,而且就定在三天以后。他立即行动,突破敌人封锁,智闯周公馆,不仅把消息告诉了周恩来,还策划了撤离方案。最后,周恩来安全抵达国际会议现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十倍利”引诱东北少将
假做棉花生意获取情报
国共谈判破裂后,形势十分紧张。1946年秋的一天,李振远像往常一样找国民党军东北少将拉家常。东北少将高兴地说:“要打大仗了,咱们可有钱挣了。”
李振远说:“你是不是喝多了,小鬼子投降,天下太平了,打哪家的仗?”少将四周看了一下,见没什么可疑的人,就悄悄告诉李振远:“老头子(蒋介石)要和‘共匪’闹翻啦。”
李振远立刻警觉,这可能是重要情报。他一边劝酒一边说:“老兄少见多怪了,老头子一直对他们不放心,从来没和他们真心合作过,搞点小摩擦也是常有的事。”
东北少将叫道:“哪是小摩擦,军统的人准备暗杀周恩来!”
一贯沉着的李振远吃了一惊:“这是真的吗?”
“那还有错?”东北少将说:“咱东北老乡里有一位在军统里供职,是个副站长。他还说是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具体情况我也不便问。不过,你想,‘共匪’的大头目被杀,他们能咽得下这口气,能不打大仗吗?”
“是是是,老兄高见。”李振远暗想,东北少将不像吹牛,看来是真的。可他只知道大概,敌人动手的时间、地点等详细情况都不清楚,还必须深入了解,很可能只有军统的人才知道。于是,李振远跟东北少将讲:“我联系了一大批棉花和布料,北方如果要打大仗,急需的就是棉衣,咱们的货能卖到北方,起码十倍的利。”
“对对对,我听说北方的军工因没原料,都停产了,你这主意好。”东北少将连连称赞。李振远看他上钩了,接着又说:“这年头搞点货不容易,我必须把情况搞清楚,‘不见兔子不撒鹰’,你是否可帮我引见一下那位老乡。”
过了一天,东北少将真的把副站长请来了。这个人话不多,大家只说些家常话。东北少将沉不住气了,把想做棉花生意的事说了。副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党国的事业都败在你们这些小人的手里,难道你们不知道倒卖棉花是犯法的吗?”
“喝酒,喝酒。”李振远边赔笑边帮东北少将圆场。
李振远接着说:“现如今也是没办法,正常拨款,他们军需根本完不成任务,党国到处都需要钱,完不成任务挨批是小事,延误军情是大事。”
又喝了一会,李振远趁大家酒劲上来了,说:“现在哪个部门不是自己搞点钱花,你们军统也不例外,上面给的钱够干什么的?”
副站长接上话茬儿说:“你说得不错,现在办事处处要花钱,我们这些当头的也难啊。”
于是大家都发起牢骚,副站长再也不绷着脸。借助酒劲,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李振远又说:“经商就是要有商机,不知你们有何机遇透给我们。”副站长斜眼往外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从今天算起,三天后就有消息,你到时候看报就行了。”李振远假意犹豫一下:“你们有时也会失手,可我的货一旦发出,就收不回来了,怎么办?”副站长肯定地说:“这次很有把握,我们是在他们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进行,不会有错。”
李振远说:“好,那我后天装船,大后天启程,老哥可要给我办好通行证哦。”东北少将说:“好说,好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拿。”副站长也插话:“你们办成功时,可别忘了约定,你们可要说话算话。”
特务24小时监视周公馆
用黄包车掩护硬闯进去
确认消息后,李振远与郑凯连夜赶往南京,来到周公馆。李振远和郑凯躲在暗处仔细一看,周公馆的周围,门口、对面的小摊位、房屋里都布满了特务。快到中午时,周公馆的门开了,一辆黑色轿车很快往他们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他们想冲进去,可离得太远。此后,大门紧闭,一天里再也没人出来。消息怎样才能递进去,让中央首长有所防范呢?
下午,敌人那边只有修鞋的换了人,看来敌人采取24小时监控。李振远想,直接进入是不行了,还没走到周公馆门口就有可能被敌人拦住。用原始的办法,包块石头,把情报投进去。可要是没人捡到,就误了大事。他左思右想,还是束手无策。这时,肚子咕咕乱叫起来,他才想起该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或许能有灵感。
“咱们不能在这傻等,要另想办法,走。”“有什么办法吗?”郑凯边走边问,李振远摇摇头。已经忙了两天一夜,郑凯真有些疲惫不堪,跟在李振远身后,睡意朦胧地摇晃着走。后面追上来一个拉黄包车的叫道:“先生,看你挺累的,坐车吧,价钱不贵。”
郑凯猛然惊醒,想出一个办法。他把李振远拉到一边商量,李振远点点头,转身找邮局打电话去了。郑凯飞快地去追刚才那辆黄包车,他早已把疲劳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三天的早上,修鞋的懒洋洋地蹲守在周公馆门口不远处,对面小摊位照样营业,只是没有一个人光顾,来往过路的人也不多,街上跟往常一样安静。快到8时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个小个子,只见他吃力地慢慢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个子,他的帽子盖住了半张脸,“睡”得挺香。这人就是李振远。
拉车的走到周公馆门口时,突然车夫向周公馆大门飞奔而去,并迅速按下门铃。修鞋的特务猛然惊醒,站起身想赶过来阻拦。门打开了,还没等开门人反应过来,车已经闯进了院子。车上的李振远低声说:“快关门!”
开门人正关门,修鞋的特务已赶到门口,他从门缝往里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李振远下车后,立即冲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把帽子一摘,周恩来吃了一惊:“是你,你怎么来了?”
声东击西周恩来转移
粉碎国民党暗杀计划
李振远简单地汇报后,周恩来询问李振远:“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国际会议,不管有多大危险。”李振远深知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于是胸有成竹地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后,把后门的敌人引开。你们马上从后门出去,穿过一条街道,街道对面有一辆黑色车在那里等着,车窗半开,有白色布帘挡着。司机是我们的人,他接你们到会场。”
周恩来说:“我同意,这个方法可行。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的轿车还要按时出车。”说话间,李振远他们已换好衣服,周恩来握住李振远的手,道了句“珍重”。
李振远笑着点点头。周恩来又转向郑凯,和他告别。郑凯兴奋地把拉过车的双手在裤子上一蹭,和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说:“别把衣服搞脏了,我这里可没有多余的。”在场的人全笑了。
李振远他们迅速从后门走了,后门盯梢的特务赶紧跟了上去,四个影子出了后门,消失在后街。特务跟着李振远转了几圈,还没反应过来,李振远他们已混进茫茫人海。与此同时,周公馆的大门开了,一辆黄包车出来,修鞋的特务赶紧跟了上去,他们还不知要转到什么时候。
接近10时,一辆黑色轿车很快开走了。可就在轿车开出不久,一辆大卡车横冲过来,重创了黑色轿车,里面的司机受了重伤,被抬往医院,车里却未见其他人(这部黑色轿车现仍存放在南京博物馆)。记者招待会准时召开了,国民党主持人宣布开会,并说:“中共破坏合作,所以遗憾地告诉大家,中共代表没敢来开会。”
话音未落,“我们来了”,周恩来和中共代表从后面走上前台,场上响起了掌声。周恩来当场揭穿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种种罪行,国民党的会议主持人狼狈不堪。后来听说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骂道:“你们军统怎么搞的,不是说重创了他的车吗,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会场上!难道他是神仙吗?一群饭桶。”
配合解放战争运送物资
解放战争开始后,情报工作的重点是配合解放战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解决物资问题。其间,李振远累计运送十万多吨钢铁到解放区,他还策划保护了民主进步人士的小火轮和商船,为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打下基础。
秘密情报企业成立
运送出十万吨钢铁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国内情报工作发展的巅峰。在当时,根据战争发展的特点,情报工作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1946年,中央情报部要求,在完成情报工作的同时,配合解放战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解决大量物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的严密封锁,使我军各方面的物资都很匮乏,尤其是钢铁。李振远以前只搞过药品和布匹,这钢铁怎么搞呢?李振远只好找蒋本沂商量。蒋本沂出身钢铁世家,父亲创建了鸿兴铁号大沪钢铁厂。他本人于1930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4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东南医学院任医务部主任。1945年6月,在李振远的介绍下,参加了上海情报站工作。他一边在医学院教书,一边开了私人诊所,方便传递情报。1947年7月1日,蒋本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本沂的大哥蒋本生是上海鸿兴制铁厂厂长(即上海一钢、二钢的前身)兼任上海钢铁总会会长;弟弟蒋本庸是大沪制铁厂(即上海特种钢铁厂)厂长。他们兄弟都是讲正义、反对内战的进步商人。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在杭州被捕,就是蒋本生找的关系,花重金才保下了他的性命。
李振远和周梅影加强了对蒋本沂兄弟的工作。时机成熟后,李振远就召集一些党外民族资本家来开会。李振远讲出了上海经济不景气,要想把企业搞好,就要向北发展。北边连年战乱,又没有大企业,物品极其匮乏,是挣钱的好机会。他提出与大家联合办企业,有钱大家挣的想法。刚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其中一人讲了他的公司怎样和李振远联合,搞药品和布匹,把企业搞活了的事,大家都兴奋了,踊跃参加,一个没有注册的秘密情报企业成立了。
由情报企业出资,以蒋本生的名义,由蒋本庸等三人到香港买了旧船,李振远通过海关内线帮忙放行,然后把旧船运到上海制铁厂切割成钢板。可是怎么运出厂呢?李振远让郑凯连忙去找三哥周和顺联系,让解放军在江北接应。在工厂里,请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帮忙,命令工会找来工厂里可靠的工人,由蒋本庸出资,帮助组织了自己人的船队,李振远又托东北少将开了通行证,然后把钢材经苏州河分批运出,过了长江后,解放军派人假扮国民党的部队接应转到苏北。
蒋本庸说:“从1939年捐无缝钢管给新四军时起,到现在,这条航线已走好多次了。”李振远说:“那也要小心。”
蒋本庸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他怕货物出问题,虽然有通行证,还经常自己亲自坐船押运。有一次,船行至江中心时,遇见敌人舰船的拦截,有些同志慌忙告诉蒋本庸。蒋本庸让大家沉住气,他自己站在船头,理直气壮地对付敌人的盘查,使敌人没看出任何破绽,只好放行。还有几次,遇上青帮在码头上敲竹杠,扣押船只。李振远找了杜月笙打通关系,使青帮见了蒋家的船,即刻放行。前后买了十余条旧船,累计运送了十万多吨钢铁到苏北解放区,用来制造武器,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进步人士出谋划策
藏起小火轮骗过敌人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用来管辖其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上海、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可能的。潘汉年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
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昌照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
当时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拥有私人小火轮,而国民党害怕解放军过江,采取封江的办法,所有私人小火轮都必须开往台湾,不得在长江停留。有的人申明船坏了,要修理,敌人就每天来催,最后通知,不开走就炸船。还有些人不愿意去台湾,就趁夜把船往上游开,结果遇见敌人的炮艇,给击沉了。人们急得火烧眉毛,不知是谁说李振远很有办法,于是大家就来找他商量,怎样才能保住资产。
李振远没有接到组织上关于保护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资产的命令,可他想到这对支持解放军渡江有好处,应该去做。党对秘密活动的范围,并无严格的规定。在保护自身安全和不被暴露的前提下,只要有利于党的工作,应该努力完成。想到这里,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倾听他们的呼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痛恨国民党抢占他们的财产,怎样才能保住资产,有的人只是叹气,还有的气不过,想和敌人拼了。李振远鼓励并冷静地告诉他们:“硬拼绝不是办法,想办法躲和藏,骗过敌人就是胜利。”
大家认为他说的对,商量躲和藏的办法就是“沉船”。可是在哪沉,怎么沉?心里没底。
李振远说:“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就跑一趟,给大家尽个力。”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于是,李振远选了几位对长江航路比较熟悉的商人留下,让其他人严格保密,并各自回家准备。
临走时,李振远一再嘱咐:“大家千万要小心,要保密,一人不慎,就会影响全体。”
一连几天,他带人到江岸视察地形。终于选好地点,悄悄通知大家,一起秘密行事。李振远亲自指挥,把船一只一只悄悄分别开到江面比较宽的、水流平缓、离主航道较远、河床不深的江湾,敌人防御比较松的指定地方“沉船”。在岸边做了明显标记。李振远一连几夜没合眼,一直盯到最后一艘火轮沉入江中,他才离去。
一夜之间,商船和小火轮全都不见了,江防的敌人还奇怪,怎么前些日子还说船坏了不能走,现在却都开走了呢?好在他们也乐得完成任务,没有深究。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开始了,江防敌人看见在江面上千百只木船中,出现了多只小火轮,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解放军渡江,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李振远用电报通知解放军,当战役开始时,小火轮和商船从水底冒出水面,开往长江对岸,解放军的炮火掩护他们,小火轮和商船一起执行渡江作战任务。这些进步民主人士不仅保住了财产,还参加了解放战争,每逢谈起这件事,他们都非常激动,感到无比神圣和自豪。
周梅影成功保护宋庆龄
李振远夫妇接到上级指示,担起保护好身在上海的宋庆龄的重任。周梅影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险遭特务暗杀。宋庆龄安全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收到任务护宋庆龄安全
周梅影调查其住处情况
1947年12月,李振远回解放区汇报上海工作时,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说:“时间不长,上海工作开展很顺利,而且发展了百十号人,带回来的情报都很重要,上海的同志们干得真不错。”参加整风运动一周后,李振远就要返回上海了,许部长又像往常一样,细心布置任务。他说:“你抓的几件事要继续抓下去,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你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
其实早在1946年以前,李振远就与老党员水手长在码头上取得联系,在国民党海军建立了支部,水手长为支部书记,他们秘密在各部门官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建立了一些外围组织,如士兵解放委员会,共约1200人。后来重庆号等军舰的起义绝非偶然。
不久,李振远得到“国民党要抓各界知名人士去台湾,不走的就杀掉”的情报,马上把情报通过电台发给中央,很快得到中央的指示:“最大限度的护送进步人士北上。”李振远只有和保密局抢时间、抢人。一场看不见的生死较量开始了。而这场较量中最难的就是保护宋庆龄。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邀其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致电李振远,让他们在尊重宋夫人意见的基础上,务必保护好她的安全。
宋庆龄的住处一直受到保密局监视,怎样才能保护宋夫人呢。他先派周梅影想办法调查宋庆龄住处的情况。
周梅影先找了宋庆龄的阿姨李燕娥,把外面的一些情况告诉她。李燕娥明白她的好意。以后周梅影常去,渐渐和李燕娥熟悉起来,也趁机见到了宋庆龄。
“你以前见过我吗?”宋庆龄问。周梅影说:“我去延安前,在上海战地救护所见过你,还有你的姐姐和妹妹。”两人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宋庆龄又问起周梅影在延安的情况。
不久,李振远从保密局的内线打听到,蒋介石也在做宋庆龄的工作,去台湾或美国均可,就是不能北上。若宋庆龄不听话,保密局的人就要想办法把她带走。蒋介石暗示,他不好出面,让保密局务必办好此事。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宋公馆进行严密监视,只要宋庆龄离开半步,就不轻饶。周梅影常去宋公馆的行踪,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毛人凤命手下跟踪周梅影,看其是何方神圣。可跟踪的人回来报告:“这小个子女人太狡猾,我们总是跟丢,一直没找到她的窝。”毛人凤生气地说:“一群饭桶,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不行就杀了,以免生出事端。”有人说:“不是不敢杀,是怕杀错了,万一是宋夫人的亲戚和朋友呢,岂不自找麻烦。”毛人凤不耐烦地说:“蒋委员长说是保护宋夫人,又没说保护她的亲戚和朋友。把她当成共党嫌疑分子,不就可以干掉了嘛。”毛人凤铁了心要杀掉这个“小个子女人”。
周梅影遭遇特务暗杀
幸有人解救有惊无险
1949年4月的一天,和宋庆龄分手后,周梅影还跟往日一样,顺着墙根,低头匆匆走路,尽量避开人们。在拐弯处,她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脚步。后面的人越跟越近,周梅影拼尽全身力气迅速地转向另一条街道,想甩掉“尾巴”。可是这次的“尾巴”不仅没有甩掉,其中的一个特务还掏出了手枪对准了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后枪声响了,周围的人们慌忙四处逃散,周梅影趁机拼命跑起来。身后跟踪她的一个人倒在地上,另一个跑掉了。又过来两个人,一个搜了一下地上躺着人的身,然后马上离开。另一个从后面追过来的小伙子小声说:“大姐,快跟我走!”梅影才知是自己人。他们急跑了一段路,钻进一个秘密联络点,周梅影累得气喘吁吁的,终于临危脱险了。
李振远闻讯赶来,见周梅影和两位负责掩护的同志都平安,就放心了。这两位是上海独立支队(游击队)的同志,李振远请来暗中帮助周梅影脱险的。李振远告诉大家:“快要解放了,敌人狗急跳墙,上海现在已不平静了,白天也时常发生枪击事件,梅影近期暂时停止行动。敌人没暗杀成功,肯定还会派人来,大家要格外小心,暗地保护宋公馆。”
其中一名同志说:“这是从那个军统的身上搜出的小手枪,留给大姐防身吧。”周梅影接过枪一看,是一支精致的美制小手枪,小得像个香烟盒,携带很方便。李振远仔细地看了一下,小手枪用的子弹与小口径步枪的一样,同是一种细长子弹,一次可放4发。这是把新枪,还没用过。他笑了:“梅影,你应该感谢这枪,特务拿这种枪,只有在两丈以内的射程距离才能造成危害。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追上你,靠近后才能伤害你。没想到给保护你的同志们赢得时间。如果是其他手枪,恐怕你今天的危险就大多了。”
1949年4月下旬,周梅影奉组织之命又来到宋公馆。这次李振远派车把她送去,还化妆了一番,像个“阔夫人”。周梅影见到宋庆龄,告诉她:“要打仗了,我们把孩子们都搬到一楼住,高处不安全,建议夫人也要避一避。另外,窗户上贴米字条,小心玻璃被震坏伤人,其他人也要尽量减少外出。”宋庆龄同意了,并决定临时搬到一楼住了。
邓颖超等赴上海做工作
宋庆龄痊愈后终于北上
1949年5月25日,距离上海解放仅有2天,李振远告诉上海独立支队的参谋张明,撤离暗中保护宋庆龄的人,并感谢独立支队的帮助。李振远也告诉周梅影:“我准备电告‘老家’,咱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解放了,宋夫人那里安全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周梅影说:“北上的任务还没完成,也没人接我的工作,我还真有些放心不下。宋夫人喜欢静,可这整天老打仗,她能习惯吗?我还要继续工作,行吗?”李振远点点头说:“看来你和宋夫人还建立了挺好的友情,那你抽空再去看看。”这次,周梅影看到陈毅派兵保护宋庆龄住所,放心多了。但宋庆龄生病了,又让她揪心。
6月25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廖梦醒陪同,专程到上海看望宋庆龄。临行前,周恩来告诉她:“到上海后,可先找‘侄女’(周梅影)了解一些情况,她干得不错,和宋庆龄处得很好。”邓颖超到上海后,先找周梅影了解情况,知道宋庆龄生病的情况。廖梦醒和邓颖超去看望宋庆龄。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后来,宋庆龄身体恢复,邓颖超和廖梦醒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8月底,宋庆龄终于乘火车北上,李燕娥留在上海看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李振远和周梅影接到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1949年8月底,他们和上海的同志交接工作后,马不停蹄地又奔赴新的战场。
1949年9月起,李振远先后在中央情报部、军委情报部、军委联络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候补委员;1958年5月任河北省委调查部第一副部长;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中央调查部留守组组长、“五七”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部务会会议成员。1982年12月离休。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党的情报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无名英雄。
本期图片由张书功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虎侠纵横 李振远同志的情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