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刚

　　小时侯的年味是甜的，像一枚糖果，甜在心上，却舍不得放进嘴里，衔到了嘴里，却又舍不得咽下，整个春节，都是甜的。
　　一进腊月，母亲就告诫我们：“离年近了，不要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言语！”这种沿袭的习俗更像是一种古老的禁忌，看母亲说得郑重又严肃，我们立刻变得虔诚而小心。年，从那一刻起，就算进入倒计时了。
　　而真正的忙年，却得捱过腊月廿三，小年一过，吃了糖瓜，辞过灶王爷，那种感觉好像烙饼一样啪嗒一下就翻了面。先前是在一天一天地盼望着过年，忽然就觉得不再是盼望了，而是年像汹涌澎湃的钱塘潮一样一浪赶一浪地紧逼了过来，让人紧张又惶恐。
　　蒸馒头、摊煎饼、做豆腐、扫舍、祭祖、置办年货……许多的事挤挤搡搡地拥过来，搞得头都有些大了。那个年代，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耗时又费力，但是生活的参与感更强烈一些。
　　就连小孩子也不会置身事外，只要有了劳动的能力，都会找到自己的“营生”。我记得我最爱做的事情是烙猪头，那时平日里吃肉少，年节里一些单位都时兴拿猪头当福利，有时单位不分，父亲也会想方设法去搞一个，所以，每年的猪头成了年货里的重中之重。
　　猪头拿回来，摆在小饭桌上，刮了毛的样子好似经过了美颜，眼睛闭合，嘴巴微张，倒是有些憨态可掬，只是上面还有一些残余的猪毛需要去除。去猪毛的方法很多，可用黄香，也可用沥青拔除，可惜这些我们都没有，只好用土办法——烙铁烙。烧红的烙铁按在猪头炫白的皮肤上，青烟腾起，留下一道道黄的印痕，猪毛的焦糊味在屋子里弥漫着，可那残余的猪毛好像总也除不净，倒是那猪头面不改色，一直像是微微地笑着。
　　最热衷的是做豆腐，虽然繁琐而苦累，但正因为工序繁琐，才激起我们的兴趣与好奇，况且，还有一年一度的豆腐脑可饱口福。推磨一般由我们兄弟承包，姐姐负责往磨眼里添豆子，推磨又累又枯燥，起初还数着圈数，后来可怜巴巴地望着盆子里的豆子，只嫌姐姐添得太慢，熬到最后，好歹还有那碗嫩白爽滑的豆腐脑在眼前一晃一晃，成为坚持的动力。豆子磨完了，用细纱布把生豆汁过滤到大锅里，烧开，点上卤水，豆腐脑便朵朵片片地浮上来。我们不等母亲发话，早自觉地跑去拿了碗来，母亲笑骂着，一人一勺，然后在我们此起彼伏的“吸溜”声里，把豆腐脑捞进纱布，框进一个四方的木框，上面压上案板和重物，待控干水分，一方白花花的大豆腐就成型了。
　　最怕的是蒸馒头或是摊剪饼。母亲会抓我们去拉风箱、烧鏊子，起初百般不愿，调皮捣蛋，可代价是浓烟滚滚，呛得自己涕泪交流，只得收敛脾气，认真去做。看来，这是些磨炼性情的好营生。
　　最轻松的是祭祖，父亲会率领着我们兄弟，女孩子是不能去的。山道崎岖，空气清冷，父亲端了食盒走在前面，哥哥拎着纸香，我提着鞭炮，弟弟攥着酒壶，前前后后都有去祭祖的队伍，一路去往山上的墓地。　　待客的馒头蒸好放进了瓷瓮，摊好的煎饼也能够吃出农历正月十五，菜买了，肉割了，鸡也杀了，鱼鳞也刮了，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门贴上了喜庆的春联，五颜六色的过门钱迎风招展……仿佛万事齐备只等五更分二年了，母亲忽然又寻出一只酱油瓶，塞进我的手里……
　　一晃就到了除夕，累了一天，眼皮早早地开始打架。灯光下，母亲还在为我们的新衣钉着最后的钮扣，父亲在火炉旁炸着丸子，油锅里滋滋啦啦的碎响传入耳隙，飘飘袅袅的香味塞满鼻腔，在兴奋与期待之中，我们慢慢闭上眼睛，待到被鞭炮惊醒，就该是新的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