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书记”王伯祥
王伯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寿光的第15任县委书记。从1986年5月至1991年10月,在5年半的时间里,发挥种植蔬菜传统优势,大力发展蔬菜批发市场,扶持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推广,改写了农业历史;提出“突破北部”战略,连续3年组织20万劳动力开发寿北,把占全县总面积60%的不毛之地变成“粮仓”;主持上马一批重点项目,大胆启用优秀企业经营人才,较早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使寿光工业总产值翻了三番,为进入全国百强县打下坚实基础。寿光百姓在他卸任寿光县委书记许多年后,仍对他念念不忘,亲切地称他“百姓书记”。王伯祥于今年3月13日逝世,享年81岁,生前被誉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寿光的设计师”,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称号。
本期撰稿:尹莉莉
封面图片为王伯祥。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对:曾 艳(01、08)
刘 辉(02-03)
王明才(04-05)
封 敏(06-07)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并提出宝贵意见,本周刊邮箱为56352618@qq.com
本报周一至周六出版
发展蔬菜产业化 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
王伯祥把发展蔬菜产业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1986年寿光在九巷村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拉开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序幕,打响了第一个战役:发展蔬菜产业化,引发了全国的“绿色革命”。王伯祥号召寿光人敞开大门,不搞技术封锁,毫不保留地向外传授技术,从此,寿光大棚蔬菜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四海燎原,掀起了一场全国“绿色革命”。
人物小传
王伯祥,1943年2月出生,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山东寿光人。历任寿光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寿光县道口公社党委书记,寿光县委副书记,寿光县委书记,潍坊市副市长,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山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1月退休。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白菜悲剧伤菜农
痛定思痛建市场
1986年6月,王伯祥接任寿光县委书记时,寿光是个穷县,一穷二白。南面,农民守着几亩薄田受穷,北面更糟,“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
王伯祥上任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个晚上,一直琢磨如何撑起寿光这个百万人的“家”。寿光农民有种菜传统,解决温饱后,他们便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菜上,而且北邻胜利油田有30万石油职工要吃菜,有潜在市场。所以王伯祥决定把蔬菜产业化作为寿光打翻身仗的首场战役。
寿光种菜也有过教训,1983年曾一股脑地种白菜,卖不出去,5000万斤烂在地里。蔬菜卖出去是宝,卖不出去是草,为避免“白菜悲剧”再次发生,王伯祥认为抓蔬菜关键是搞好流通,培育了市场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而当时对市场姓“资”姓“社”还有争论,看到人们有顾虑,他在县领导班子论证会上说:“怕什么?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群众的利益,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要勇往直前地去干。如果真有什么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痛定思痛,他决定把蔬菜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
寿光的北邻是有着30多万职工的胜利油田,油田区不产菜,有货车出来时,便从路边捎些菜回去。有种、有卖、有买,在车辆必经的五路口(地名)自发形成了市场。
在一次修路中,这个小市场不幸被撵走,百姓手里的菜没了出路。有人试探着想开辟新的市场,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尚未解放的当时却步履维艰。
1984年,一筹莫展的原寿光县工商局局长找到了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商量,王伯祥不假思索地推荐了九巷村。“九巷村占据地理优势,且村党支部书记思想开放。”经县委研究,2个月后,占地20多亩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建成。老百姓手里的菜又有去处了。
大田菜催生了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市场的建立与蔬菜生产相互促进,当年的蔬菜成交量达3亿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火热的交易场面提醒了王伯祥,让他注意到蔬菜市场的巨大潜能。
一亩园十亩田 蔬菜批发市场建起来
1986年,王伯祥上任寿光县委书记,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把蔬菜产业做成寿光的“金字招牌”,让百姓搭上蔬菜这趟顺风车。因为出身农家的王伯祥知道:“一亩园能顶十亩田。”
在王伯祥的坚持与努力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取得了惊人成就。从1986年开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三次扩建,占地面积也从20亩扩大到1991年的600亩。
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交易量越来越多,很快形成了江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老百姓不管种什么菜,种多少,拿到这个市场上,没有卖不了的。
那时伯祥书记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蔬菜市场的价格表,价格升了,他的脸晴;价格降了,他的脸阴。他的心紧紧跟菜农和市场连在一起。
为了增加市场客流量,全县集中完成了“十纵十横”道路建设,保证村村连市场,晴雨都通车;针对市场出现的欺行霸市、聚众斗殴等现象,组织公安、工商执法人员坚决打击,整顿市场秩序;他费尽周折,投资1000多万元,从当时全省仅有的6部程控电话指标中争取了一部,安装到菜市场,为运销商配上“顺风耳”。
他提出了“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的口号,举全县之力,发展运销专业户、联合体,把全国大中城市几千个单位引进寿光建蔬菜基地,吸引全国的商贩来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交易。
现在的中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脱胎于九巷蔬菜市场,蔬菜“买全国卖全国”,让寿光成为中国蔬菜之乡。
党员先试水 当年冒出17个“双万元户”
1988年农历腊月廿八,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捎来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说东北有人会种“过冬不生炉子的大棚”。王伯祥看着手里的鲜黄瓜,对王乐义说:“大冬天种出新鲜的蔬菜,这条路子可以尝试。”
1989年5月,在王伯祥的安排下,王乐义和孙家集镇党委书记李培吉、镇长马金涛第三次到达辽宁瓦房店,把“大棚技术连姐夫都不敢教”的韩永山请到了寿光,谋划建棚。
王乐义正在做党员干部工作,让他们带头时,王伯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告诉他们头一年搞大棚,如果搞砸了,一切损失,县里顶着。”建一个大棚需要7000元左右,王伯祥要求县乡两级干部帮他们调好地,贷上款。
17个大棚需要占36亩地,必须在8月份开始建棚,10月上旬最晚中旬下种才赶趟儿。可是地里的玉米正要灌浆,怎么办?王伯祥召集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粮食局和农业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在孙家集镇党委开会,专题研究这事。通过充分讨论,王伯祥综合意见后说:“不是无故杀青,而是为了搞大棚试验,县委支持你们,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大胆干,不过要做好群众工作。对于有损失的户,可以搞点补偿。”
当年8月,三元朱村建起了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王乐义和韩永山对大棚的方位、墙体厚度、顶棚结构、大棚骨架、塑料薄膜覆盖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并采用云南黑籽西瓜与东北长春密刺黄瓜嫁接技术,充分利用其远缘杂交优势。没想到黄瓜生长旺盛之时,遇上寒流,大伙儿凑棉被盖棚也无济于事。王伯祥立即联系代销社、烟棉公司,当夜从烟棉公司拉来了30多块大篷布,把大棚盖了个严严实实,顶住了寒流。
当年12月24日,三元朱村大棚外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大棚里却暖意融融,收获了顶花带刺的鲜黄瓜。成功了,田野里响起了热闹的鞭炮声。
到春节过后,每个大棚纯利润两万多元,三元朱村一下子就冒出了17个“双万元户”。
破天荒重奖 留住冬暖大棚的技术人才
要大面积推广蔬菜大棚,就要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当时的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抗风险能力弱,从1989年1月到10月,王伯祥亲任总指挥,先后在三元朱村召开了五次全县领导骨干参加的座谈会,解决了大棚生产的突出难题。农民缺少资金,他亲自协调贷款,出台政策给予补贴;为保证种菜用地用水,要求乡村统一调整土地,组织专业队打井,在寿光打响了一场农业产业革命的战争。
为留住技术专家,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韩永山的奖励措施:聘请他担任县蔬菜办公室顾问;晋升他为农艺师;推荐他当潍坊市劳模;奖励现金8万元,奖励12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全家四口人农转非;为其配备专搞蔬菜生产的北京吉普车一辆。
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大家认为这待遇太高了,但王乐义在招聘人才、尊重人才、重奖人才上态度坚决,一面做不同意见同志的工作,一面安排有关部门分头落实奖励。
1990年,韩永山和王乐义坐着配备的专车,跑遍寿光的大小村庄,具体指导建设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
当年蔬菜大棚突破五千个 种菜技术传全国
“三元朱村成功建成了深冬不需要加温的冬暖日光大棚,结束了北方深冬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这是一个创举,它必将成为一场绿色的革命!”王伯祥到三元朱村深入调研,认为蔬菜大棚是富民强县的好技术,要求在全寿光推广。王乐义为难地说:“老少爷们嘱咐我,咱这个宝贝技术起码得捂三年。”赚了钱后,三元朱村有村民表示,想把种植技术“藏”起来,不能让别人学了去。
王伯祥上门找到了王乐义,“乐义啊,你当村支书,为村民致富努力;我当县委书记,为全县百姓着想,都是共产党员,咱俩的目标一致。”
1990年2月20日,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成立全县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领导小组,三元朱村的冬暖式大棚获得成功,王伯祥立刻想在全县推广。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一亩地,产黄瓜至少5000斤,春节时能卖到8元至10元钱一斤,一年平均下来少说3元一斤,一个棚就收入1.5万元,就是个万元户。如果推开这项新技术,全县20多万农户不就都是万元户吗?
县里成立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组,聘请王乐义和韩永山做县委、县政府的技术顾问。为确保质量,王伯祥甘当助手:“搞大棚,各级领导要坚定不移,要有铁手腕,但不能盲目指挥,在这件事上,全县听我的,我听王乐义和韩师傅的!”
1990年5月的一天,王伯祥在三元朱村安排了第二次蔬菜大棚现场会,这时大棚里面的黄瓜已经收获完毕,全体乡镇干部和蔬菜大棚的带头户1000多人来到现场,学习17个大棚的成功经验。8个半月,一亩棚产黄瓜平均2.24万斤,卖到3.03万元,最少的棚收入2.07万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王伯祥的推动典型示范带动下,大家信心十足。在县城周围25个乡镇的500多个村庄,干部群众迅速投身到建造冬暖式大棚的热浪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高质量地建起了原计划的5031个大棚。当年户均种菜收入增加2万多元,全县大棚菜收入1.2亿元。蔬菜大棚成了寿光人的摇钱树,寿光菜也扬名四海。
顺畅的流通市场和独有的大棚技术让寿光的蔬菜风生水起。这时候,王伯祥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把这项技术推向全国,解决全国冬季吃菜的难题。有些菜农不无担忧:“全国都产冬菜了,寿光的菜还好卖吗?”此时,王伯祥给了大家一个这样的回答:“把大棚蔬菜扩大到全国,不但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一成果,而且寿光就能借势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集散地,这叫丢了小钱袋,捧个大钱袋。”
事实胜于雄辩。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1991年,寿光蔬菜大棚5.6万亩。这一年,河北省考察团在三元朱村参观后,向王乐义提出派技术员到河北去发展大棚蔬菜,三元朱村向省外派出了第一批8名技术员。紧接着,又向河南、江苏、安徽、山西派出一批批技术员,在全国各地传授冬暖大棚技术,不仅让寿光的蔬菜之花开遍了神州大地,而且让寿光蔬菜发展大合唱激昂五洲。
召开座谈会成立研究所
蔬菜生产插上科学翅膀
一天,王伯祥在批阅30多封人民来信,有一封是县农业局技术干部朱振华写的。
朱振华人称“棉花专家”,对全县棉花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县委重视蔬菜科技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现在蔬菜批发市场培育起来了,蔬菜大棚也建起来了,干部群众非常高兴,下一步蔬菜要继续发展,关键在科技,县委要在科技上下功夫,依靠科技把蔬菜发展再推向新的高潮。”王伯祥当即批复:“朱振华同志的建议很好。请县科委牵头,找几位研究蔬菜的专家,朱振华同志务必参加,在县科委召开一次座谈会,专门研究蔬菜科技问题。”
三天后,王伯祥在县科委召开了蔬菜科技座谈会,会议定了三条意见:一是成立蔬菜研究所,进行蔬菜经济战略研究,研究开发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研究无公害蔬菜和技术情报信息等。二是召开一次蔬菜科技大会,范围要大一些,除了各级领导骨干参加会议之外,吸收部分科技带头户参加,部署全县掀起一个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潮,造成依靠科技致富的浓厚氛围。三是号召所有干部和群众,利用一切关系,与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协作,把当今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品种引到寿光来,使我们的蔬菜生产再上新的台阶。
半月之后,全县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蔬菜科技大会。半年之后成立了蔬菜研究所,并和全省、全国的12处农业大学和13个科研单位挂钩协作。
寿光县蔬菜研究所刚刚成立,就在全县推广了一项韭菜强控早盖技术,这项技术推广得最早、最好、面积最大的就是寿光城西文家乡,3万亩耕地,在研究所的指导下,韭菜面积达到了2.5万亩,号称文家万亩韭菜方,成方连片,一望无际。一年四季都有产品上市,销往国内京、津、沪、江苏及东北地区,远销日本、韩国,在历届蔬菜博览会上获金奖。
赵庙乡西庞村党支部书记张福华,利用亲戚关系,请来了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省菜果研究所所长张立平,引进了伊丽莎白洋香瓜。张立平为全村上技术课,逐个棚进行技术指导,全村洋香瓜大棚很快发展到320亩,第二年发展到了1200亩。因为张立平老家是田马乡殷家村,他又帮助该村发展洋香瓜,不到三年的时间,该村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变成了洋香瓜大棚。田马、赵庙两个乡合并为田马镇后,全镇在两个村的带动下,这种大棚发展到3.5万多亩。一个一亩地的大棚年收入都在1.5万元到2万元,田马镇被中国农民会命名为“中国香瓜第一镇”。在县委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洋香瓜专业批发市场,该市场占地200亩,年交易量5亿多斤,交易额达15亿元。上海新世纪投资评估有限公司曾对田马镇的“王婆”牌香瓜品牌进行调查评估,其无形资产可达3.3261亿元。
一年之后,有15处乡镇的120多人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引进了新品种和新技术153项。一个品种富了一个乡,一项技术富了一大片,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在王伯祥的带领下,寿光的蔬菜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绿色革命的大舞台上翱翔。
发展蔬菜产业化 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
王伯祥把发展蔬菜产业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1986年寿光在九巷村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拉开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序幕,打响了第一个战役:发展蔬菜产业化,引发了全国的“绿色革命”。王伯祥号召寿光人敞开大门,不搞技术封锁,毫不保留地向外传授技术,从此,寿光大棚蔬菜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四海燎原,掀起了一场全国“绿色革命”。
人物小传
王伯祥,1943年2月出生,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山东寿光人。历任寿光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寿光县道口公社党委书记,寿光县委副书记,寿光县委书记,潍坊市副市长,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山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1月退休。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白菜悲剧伤菜农
痛定思痛建市场
1986年6月,王伯祥接任寿光县委书记时,寿光是个穷县,一穷二白。南面,农民守着几亩薄田受穷,北面更糟,“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
王伯祥上任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个晚上,一直琢磨如何撑起寿光这个百万人的“家”。寿光农民有种菜传统,解决温饱后,他们便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菜上,而且北邻胜利油田有30万石油职工要吃菜,有潜在市场。所以王伯祥决定把蔬菜产业化作为寿光打翻身仗的首场战役。
寿光种菜也有过教训,1983年曾一股脑地种白菜,卖不出去,5000万斤烂在地里。蔬菜卖出去是宝,卖不出去是草,为避免“白菜悲剧”再次发生,王伯祥认为抓蔬菜关键是搞好流通,培育了市场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而当时对市场姓“资”姓“社”还有争论,看到人们有顾虑,他在县领导班子论证会上说:“怕什么?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群众的利益,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要勇往直前地去干。如果真有什么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痛定思痛,他决定把蔬菜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
寿光的北邻是有着30多万职工的胜利油田,油田区不产菜,有货车出来时,便从路边捎些菜回去。有种、有卖、有买,在车辆必经的五路口(地名)自发形成了市场。
在一次修路中,这个小市场不幸被撵走,百姓手里的菜没了出路。有人试探着想开辟新的市场,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尚未解放的当时却步履维艰。
1984年,一筹莫展的原寿光县工商局局长找到了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商量,王伯祥不假思索地推荐了九巷村。“九巷村占据地理优势,且村党支部书记思想开放。”经县委研究,2个月后,占地20多亩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建成。老百姓手里的菜又有去处了。
大田菜催生了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市场的建立与蔬菜生产相互促进,当年的蔬菜成交量达3亿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火热的交易场面提醒了王伯祥,让他注意到蔬菜市场的巨大潜能。
一亩园十亩田 蔬菜批发市场建起来
1986年,王伯祥上任寿光县委书记,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把蔬菜产业做成寿光的“金字招牌”,让百姓搭上蔬菜这趟顺风车。因为出身农家的王伯祥知道:“一亩园能顶十亩田。”
在王伯祥的坚持与努力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取得了惊人成就。从1986年开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三次扩建,占地面积也从20亩扩大到1991年的600亩。
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交易量越来越多,很快形成了江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老百姓不管种什么菜,种多少,拿到这个市场上,没有卖不了的。
那时伯祥书记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蔬菜市场的价格表,价格升了,他的脸晴;价格降了,他的脸阴。他的心紧紧跟菜农和市场连在一起。
为了增加市场客流量,全县集中完成了“十纵十横”道路建设,保证村村连市场,晴雨都通车;针对市场出现的欺行霸市、聚众斗殴等现象,组织公安、工商执法人员坚决打击,整顿市场秩序;他费尽周折,投资1000多万元,从当时全省仅有的6部程控电话指标中争取了一部,安装到菜市场,为运销商配上“顺风耳”。
他提出了“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的口号,举全县之力,发展运销专业户、联合体,把全国大中城市几千个单位引进寿光建蔬菜基地,吸引全国的商贩来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交易。
现在的中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脱胎于九巷蔬菜市场,蔬菜“买全国卖全国”,让寿光成为中国蔬菜之乡。
党员先试水 当年冒出17个“双万元户”
1988年农历腊月廿八,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捎来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说东北有人会种“过冬不生炉子的大棚”。王伯祥看着手里的鲜黄瓜,对王乐义说:“大冬天种出新鲜的蔬菜,这条路子可以尝试。”
1989年5月,在王伯祥的安排下,王乐义和孙家集镇党委书记李培吉、镇长马金涛第三次到达辽宁瓦房店,把“大棚技术连姐夫都不敢教”的韩永山请到了寿光,谋划建棚。
王乐义正在做党员干部工作,让他们带头时,王伯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告诉他们头一年搞大棚,如果搞砸了,一切损失,县里顶着。”建一个大棚需要7000元左右,王伯祥要求县乡两级干部帮他们调好地,贷上款。
17个大棚需要占36亩地,必须在8月份开始建棚,10月上旬最晚中旬下种才赶趟儿。可是地里的玉米正要灌浆,怎么办?王伯祥召集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粮食局和农业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在孙家集镇党委开会,专题研究这事。通过充分讨论,王伯祥综合意见后说:“不是无故杀青,而是为了搞大棚试验,县委支持你们,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大胆干,不过要做好群众工作。对于有损失的户,可以搞点补偿。”
当年8月,三元朱村建起了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王乐义和韩永山对大棚的方位、墙体厚度、顶棚结构、大棚骨架、塑料薄膜覆盖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并采用云南黑籽西瓜与东北长春密刺黄瓜嫁接技术,充分利用其远缘杂交优势。没想到黄瓜生长旺盛之时,遇上寒流,大伙儿凑棉被盖棚也无济于事。王伯祥立即联系代销社、烟棉公司,当夜从烟棉公司拉来了30多块大篷布,把大棚盖了个严严实实,顶住了寒流。
当年12月24日,三元朱村大棚外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大棚里却暖意融融,收获了顶花带刺的鲜黄瓜。成功了,田野里响起了热闹的鞭炮声。
到春节过后,每个大棚纯利润两万多元,三元朱村一下子就冒出了17个“双万元户”。
破天荒重奖 留住冬暖大棚的技术人才
要大面积推广蔬菜大棚,就要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当时的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抗风险能力弱,从1989年1月到10月,王伯祥亲任总指挥,先后在三元朱村召开了五次全县领导骨干参加的座谈会,解决了大棚生产的突出难题。农民缺少资金,他亲自协调贷款,出台政策给予补贴;为保证种菜用地用水,要求乡村统一调整土地,组织专业队打井,在寿光打响了一场农业产业革命的战争。
为留住技术专家,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韩永山的奖励措施:聘请他担任县蔬菜办公室顾问;晋升他为农艺师;推荐他当潍坊市劳模;奖励现金8万元,奖励12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全家四口人农转非;为其配备专搞蔬菜生产的北京吉普车一辆。
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大家认为这待遇太高了,但王乐义在招聘人才、尊重人才、重奖人才上态度坚决,一面做不同意见同志的工作,一面安排有关部门分头落实奖励。
1990年,韩永山和王乐义坐着配备的专车,跑遍寿光的大小村庄,具体指导建设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
当年蔬菜大棚突破五千个 种菜技术传全国
“三元朱村成功建成了深冬不需要加温的冬暖日光大棚,结束了北方深冬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这是一个创举,它必将成为一场绿色的革命!”王伯祥到三元朱村深入调研,认为蔬菜大棚是富民强县的好技术,要求在全寿光推广。王乐义为难地说:“老少爷们嘱咐我,咱这个宝贝技术起码得捂三年。”赚了钱后,三元朱村有村民表示,想把种植技术“藏”起来,不能让别人学了去。
王伯祥上门找到了王乐义,“乐义啊,你当村支书,为村民致富努力;我当县委书记,为全县百姓着想,都是共产党员,咱俩的目标一致。”
1990年2月20日,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成立全县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领导小组,三元朱村的冬暖式大棚获得成功,王伯祥立刻想在全县推广。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一亩地,产黄瓜至少5000斤,春节时能卖到8元至10元钱一斤,一年平均下来少说3元一斤,一个棚就收入1.5万元,就是个万元户。如果推开这项新技术,全县20多万农户不就都是万元户吗?
县里成立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组,聘请王乐义和韩永山做县委、县政府的技术顾问。为确保质量,王伯祥甘当助手:“搞大棚,各级领导要坚定不移,要有铁手腕,但不能盲目指挥,在这件事上,全县听我的,我听王乐义和韩师傅的!”
1990年5月的一天,王伯祥在三元朱村安排了第二次蔬菜大棚现场会,这时大棚里面的黄瓜已经收获完毕,全体乡镇干部和蔬菜大棚的带头户1000多人来到现场,学习17个大棚的成功经验。8个半月,一亩棚产黄瓜平均2.24万斤,卖到3.03万元,最少的棚收入2.07万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王伯祥的推动典型示范带动下,大家信心十足。在县城周围25个乡镇的500多个村庄,干部群众迅速投身到建造冬暖式大棚的热浪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高质量地建起了原计划的5031个大棚。当年户均种菜收入增加2万多元,全县大棚菜收入1.2亿元。蔬菜大棚成了寿光人的摇钱树,寿光菜也扬名四海。
顺畅的流通市场和独有的大棚技术让寿光的蔬菜风生水起。这时候,王伯祥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把这项技术推向全国,解决全国冬季吃菜的难题。有些菜农不无担忧:“全国都产冬菜了,寿光的菜还好卖吗?”此时,王伯祥给了大家一个这样的回答:“把大棚蔬菜扩大到全国,不但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一成果,而且寿光就能借势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集散地,这叫丢了小钱袋,捧个大钱袋。”
事实胜于雄辩。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1991年,寿光蔬菜大棚5.6万亩。这一年,河北省考察团在三元朱村参观后,向王乐义提出派技术员到河北去发展大棚蔬菜,三元朱村向省外派出了第一批8名技术员。紧接着,又向河南、江苏、安徽、山西派出一批批技术员,在全国各地传授冬暖大棚技术,不仅让寿光的蔬菜之花开遍了神州大地,而且让寿光蔬菜发展大合唱激昂五洲。
召开座谈会成立研究所
蔬菜生产插上科学翅膀
一天,王伯祥在批阅30多封人民来信,有一封是县农业局技术干部朱振华写的。
朱振华人称“棉花专家”,对全县棉花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县委重视蔬菜科技问题。他在信中写道:“现在蔬菜批发市场培育起来了,蔬菜大棚也建起来了,干部群众非常高兴,下一步蔬菜要继续发展,关键在科技,县委要在科技上下功夫,依靠科技把蔬菜发展再推向新的高潮。”王伯祥当即批复:“朱振华同志的建议很好。请县科委牵头,找几位研究蔬菜的专家,朱振华同志务必参加,在县科委召开一次座谈会,专门研究蔬菜科技问题。”
三天后,王伯祥在县科委召开了蔬菜科技座谈会,会议定了三条意见:一是成立蔬菜研究所,进行蔬菜经济战略研究,研究开发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研究无公害蔬菜和技术情报信息等。二是召开一次蔬菜科技大会,范围要大一些,除了各级领导骨干参加会议之外,吸收部分科技带头户参加,部署全县掀起一个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潮,造成依靠科技致富的浓厚氛围。三是号召所有干部和群众,利用一切关系,与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协作,把当今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品种引到寿光来,使我们的蔬菜生产再上新的台阶。
半月之后,全县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蔬菜科技大会。半年之后成立了蔬菜研究所,并和全省、全国的12处农业大学和13个科研单位挂钩协作。
寿光县蔬菜研究所刚刚成立,就在全县推广了一项韭菜强控早盖技术,这项技术推广得最早、最好、面积最大的就是寿光城西文家乡,3万亩耕地,在研究所的指导下,韭菜面积达到了2.5万亩,号称文家万亩韭菜方,成方连片,一望无际。一年四季都有产品上市,销往国内京、津、沪、江苏及东北地区,远销日本、韩国,在历届蔬菜博览会上获金奖。
赵庙乡西庞村党支部书记张福华,利用亲戚关系,请来了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省菜果研究所所长张立平,引进了伊丽莎白洋香瓜。张立平为全村上技术课,逐个棚进行技术指导,全村洋香瓜大棚很快发展到320亩,第二年发展到了1200亩。因为张立平老家是田马乡殷家村,他又帮助该村发展洋香瓜,不到三年的时间,该村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变成了洋香瓜大棚。田马、赵庙两个乡合并为田马镇后,全镇在两个村的带动下,这种大棚发展到3.5万多亩。一个一亩地的大棚年收入都在1.5万元到2万元,田马镇被中国农民会命名为“中国香瓜第一镇”。在县委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洋香瓜专业批发市场,该市场占地200亩,年交易量5亿多斤,交易额达15亿元。上海新世纪投资评估有限公司曾对田马镇的“王婆”牌香瓜品牌进行调查评估,其无形资产可达3.3261亿元。
一年之后,有15处乡镇的120多人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引进了新品种和新技术153项。一个品种富了一个乡,一项技术富了一大片,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在王伯祥的带领下,寿光的蔬菜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绿色革命的大舞台上翱翔。
开发滩涂改变贫穷寿北 不毛之地变聚宝盆
寿光北临渤海,南抵青州,东衔寒亭,西接广饶。然而寿南寿北因自然条件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寿南土地肥沃,比较富裕;北部却是盐碱荒地,极其贫穷。王伯祥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决战寿北,一举改变了寿光经济的“半身不遂”。20万人齐上阵,寿北大会战取得胜利。随后,乡自为战,村自为战,大建盐场、虾田、新建和改建条台田。
邀请专家 给“半身不遂”的经济发展开药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寿光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南北差异巨大的状态,大家形象地称之为“半身不遂”。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宜耕耘播种,种粮产菜,比较富裕,被誉为“昌潍粮仓”;占全县面积近百分之五十六的寿北却草树不生,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种粮粮不收,种树树不长。120万亩盐碱地上的20万人生活无比艰辛。
在寿南的蔬菜市场红红火火的时候,王伯祥书记没有忘记贫穷落后的寿北。半穷半富不叫真富,必须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落后面貌,寿南发展得再好,寿光也只能是富一半穷一半。王伯祥决心向寿北盐碱滩宣战!
对此,许多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有了之前许多年许多次的失败,这次成功的几率有多大?王伯祥用“三个一万亩”的成功给了这一宏伟计划有力的佐证:一万亩高标准的条台田,旱能浇,涝能排,年总收入500万元;一万亩的盐田,是全省的样板,年产原盐20万吨,收入500万元;一万亩的养虾池,年产大虾60万斤,收入500万元。“种棉、晒盐、养虾三大项都成功了,不仅寿北人民的生活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整个寿光的国民经济也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提升!”
此后,他带领有关部门请专家,跑寿北,对“半身不遂”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寿北“望闻问切”,越考察论证,答案越清晰,开出的药方越精准。
家家上阵 20万大军打响“北伐战役”
1987年10月8日,经过8个多月的规划准备工作,寿北滩涂综合开发的号角吹响了,全县调集了20余万民众浩浩荡荡向寿北进发,这被后人称为“北伐战役”。
东起丹河,西至塌河,南起咸淡水分界线,北到渤海之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寿北大地,人如潮涌,小推车、地排车、马车和数千台机动车见首不见尾,20万人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搭建窝棚,红旗招展,人欢马叫,机器轰鸣,一片沸腾。
动员大会之后两天时间,20万民工就全部上了工地。在王伯祥的带领下,县委11名常委,9名住在工地上。县委常委、副县长们都是七大战区的指挥,各自统帅着一个方面军,每个乡镇一个作战部,每个村一个战斗队,分别由乡镇书记和村支书统领,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道口乡北单村村支书拍着胸脯说:“红旗不倒兵不散,一直干到拿到验收单!”田马乡北夏村村委主任王永庆,独生子因车祸腿部粉碎性骨折住进了医院,乡党委几次催他回家看望,但他考虑到工程正进入紧张阶段,说什么也不回去,一直奋战在工地上。侯镇党委书记王明圣,施工中身体患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当他发现村大、人多、任务重的一个村进度缓慢后,搬来铺盖同民工一起住进了土窝棚。在他的带动下,这个村的民工距村三里不回家,全部吃住在工地,情绪高涨,干劲大增,提前完成了任务。
许多乡镇早5时出工,晚7时收工,一天两顿饭吃在工地,劳动时间长达13个小时。许多民工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施工,表现了改天换地的坚强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连天暴风雪中,在数次大风暴的袭击中,干部与群众一起风餐露宿,战天斗地,谱写了干群同舟共济的壮歌;20万大军中有的是父子齐上阵,有310多对小伙儿和姑娘自愿推迟了婚期,呈现出当年革命战争时期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景象。“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那寿北大战场……”嘹亮的歌声响彻工地。
搬着铺盖 住在工地卷着裤腿奋战45天
在决战寿北的日子里,王伯祥随着大军,把铺盖搬到了工地上。在一个放牛老汉的窝棚里,安一张破桌子,放一部摇把子电话,用板凳撑起个大面板,搭个床铺,就算是办公室和宿舍,窝棚顶上高高竖起“寿北开发总指挥部”的红旗。在这里他和民工一样,奋战了45天,天天卷着裤腿,穿着解放鞋,跟民工一个锅里摸勺子,一样推车挑担。
有一次,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和山东省副省长朱奇民到寿光视察,在县城没有找到王伯祥,找人找到了北大洼工地。
王伯祥满腿泥巴,从窝棚里钻出来,林乎加部长错把王伯祥当成了民工,问他:“你们的‘伯祥书记’在这里吗?”
王伯祥答道:“我就是。”
老部长惊异地打量了一番王伯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后来,他非常感慨地对朱奇民说:“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
这个故事成了佳话,广为流传。时至今日,寿北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忘当年带领他们开发寿北的王伯祥书记,大家都说:“没有伯祥书记,哪有寿北人的今天!”
按质按量完成预定任务 会场上洒泪三次鞠躬
20万大军经过45天艰苦卓越的奋战,终于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预定任务。35万吨盐田按照规划,修筑大小沟路渠坝85条,总长350公里。条台田共修道路林带299条,317公里,修建干支沟渠300多条,建设高标准条台田3830个方,共11万亩。虾场工程大家洼镇和羊口镇新筑防潮大坝3100多米,围圈滩涂面积5万多亩。这次寿北开发共投工850万个,完成土方2470万方,人均100多方。这在寿光工程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1987年12月9日,寿光市委市政府在寿光县影剧院召开寿北开发总结大会。包括寿光县五大班子成员,各乡镇、县直部门,公司、厂、站主要负责人,共1500多人。
8时30分,县长姜洪佩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是少先队员献词。在锣鼓声和军乐声中,少先队员们表达了对20万民工的高度赞扬和深情厚意。
接着县委书记王伯祥作报告。王伯祥说:“这次会战,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带领20万民工,以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以创造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三大献礼的饱满政治热情,以艰苦奋斗、敢打必胜、顽强拼搏的精神,奋战45天完成的。会战中,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战寒风,斗阴雨,不怕疲劳,连续奋战,为寿北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所有参加会战的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并通过你们向全县20万民工同志们,表示最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王伯祥站起来,离开座位,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全体与会同志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时会场上,全体人员自动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之后,王伯祥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继续作报告。嗓子有些沙哑的他详细地阐述了寿北大会战的情况特点和七条经验:“舆论造得早,准备充分”“工程规模大,难度也大”“标准质量高,为高效益奠定了基础”“民工干劲大,情绪高涨”“三级领导骨干上阵,作风过硬”“后方支援得好,服务周到”“工程的经济效益好,干的正是时候”。并提出了下一步如何配套,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意见。
王伯祥在报告中表彰了先进村、乡镇、县直部门、民工、乡镇干部、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他说广大民工自始至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涌现出了许多动人事迹。他动情地讲述着在挫折和困难面前,20万干部群众经受住的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王望乡乡长孟祥志,在潮水冲毁民工工棚时,第一个跳进了冰冷的水中,为民工打捞铺盖;年老多病的父亲住院病危,三次来信叫他,他却忍着悲痛,咽下泪水,一天也未离开工地……”王伯祥讲到这里,加重语气说:“请允许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受表彰的民工、村干部、乡镇干部和县直部门负责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然后他离开座位,走到台前正中央,第二次向与会人员深深地鞠躬致谢,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王伯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同志们,这三项工程本来打谱干20天,最多干25天。但由于对工程量和工程难度缺乏准确的测量和估计,原测量1700万方土,实际2400万方土,当发现土方测量不准确的时候,又不能半途而废,留下半拉子工程,就提出不管工程量多大,难度多大,非干到底不可,这就造成了工期拖长,干部民工多受了累,多吃了苦,多花了钱,这是决策上的失误,指挥上的失误,责任在我,望干部民工同志们深加谅解。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办法弥补这一失误,只好奋发图强,拼命工作,尽上我的所有精力和能力,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寿光的群众办好事、为寿光的振兴多使力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伯祥讲到这里,第三次离开座位,走到台前中央,向与会代表深深地鞠躬。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五分钟之久。
王伯祥在讲台上哭了,大会场上有许多人也感动得落了泪,有的同志忍不住抽抽嗒嗒地哭出了声。一个没白没黑,风里来,雨里去,泥腿泥胳膊干的县委书记,把功劳记在了人民头上,却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怎不叫人尊敬呢?
乡自为战村自为战 打赢最后攻坚战
寿北大会战结束以后,盐田、虾池、条台田三大建设任务,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大量的任务还在后面。盐田还有13万亩,条台田新建和维修还有30万亩,虾池还有1.2万亩。这些任务还干不干?什么时间干?怎么干?王伯祥召集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
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一种声音:再搞几个大会战,一年一个,三年就搞完了,还是大会战气魄大,效果好。另一种声音是:大会战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余的任务,乡自为战,村自为战就可以了,牵扯到几个乡镇共同的工程没有了,再搞大会战没有必要。还有一种声音:不要赶得太急,北大洼这么大的面积,想三年五载就干完,老百姓承受不了,要全部干完,起码得10年!
王伯祥最终拍板定案说:“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适宜搞会战的搞会战,不适宜搞会战的就乡自为战,村自为战。今后几个乡共同的任务少了,还是乡自为战,村自为战为主,不要单纯图虚名凑热闹。至于时间问题,实事求是,我们本着抓紧的精神,尽量提前,我看争取三五年干完没有问题。”
此后,从1988年到1991年,寿光县四年的农业基本建设就是按这个精神进行的。不管大会战也好,乡自为战、村自为战也好,规模、气魄不小于1987年,上阵人数,干的时间不少于1987年,工程的数量和质量不低于1987年。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工程实行了五个统一:即统一按1987年规划施工;统一按每年10月1日之后干一个月的时间施工;统一按1987年的质量标准施工;统一按县里的奖励政策和施工政策施工;统一承包到户管理和收益。
1988年全县统一出工,上阵14万人,集中治理弥河,大干25天,全面完成了任务;还统一出工,集中大干了引黄济青宋庄泵站以西部分。乡自为战、村自为战:大建盐场,全县13万亩宜盐面积全部铺开,两到三年完成;新建和改建条台田10万亩,全部达到了原来一万亩的样板标准;1.2万多亩宜虾面积全部建成了虾池,还建了两座扬水站,三个育苗室。
1989年全县统一出工,上阵16万人,集中大干公路,新修和改建全县十纵十横柏油路和沙子路,彻底改变了寿光县交通落后的状况……
像这样规模的开发连续干了五年,巨龙式的大坝将海水拦在坝外,坝内60万亩盐碱地变成了高标准的棉田,40万亩潮间带变成了高标准的盐田,20万亩滩涂建成了高标准的养虾池,三项年收入16个亿,人均收入8000元以上。
针对三个部门改革 将贸工农一体化
寿北开发,只是把资源优势变为了产品优势,产品优势如何变为商品优势,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大开发基本结束之后,一年可产籽棉1亿斤左右,可产原盐400万吨左右,可产大虾1200万斤左右。这些产品必须变成商品,才会有经济效益。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上面一再要求的是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
棉花的收购、加工、储存、调拨以及棉农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的供应全部由供销社一个部门承担;原盐的储存、调运和生产资料的供应由盐业公司承担;大虾的收购、加工、储存、保鲜、出口以及虾农的饵料供应等环节统统由外贸公司承担。这样把棉花、原盐、大虾变为商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达到富裕一方百姓的目的,关键是以上三个业务部门要做好一系列的工作。
王伯祥特别重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其内部机构的设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对这三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做了规定,就是千方百计到业务上级争取资金,争取项目,争取好的价格。他亲自出马,与这三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无数次地上潍坊,跑济南,进北京汇报情况,提出要求,请他们到寿光来实地观看和考察,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供销系统在寿光投资1.5亿多元,建了四个棉花加工厂、四个纺纱厂;盐业公司系统在寿光投资1亿多元,建了五个溴素厂、一个制药厂,还修建了500公里的柏油路;外贸系统投资1.2亿元,建了三个外贸冷藏厂、四个饵料加工厂。棉花、原盐、大虾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供应基本达到了农民满意的程度。
甘当伯乐选贤任能 打一场工业翻身仗
历史上寿光是个农业县,1986年全县纯工业总产值非常低,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五年多,不拘一格降人才,转观念,用能人,筹资金,上项目;放水养鱼,减轻商业负担;鼓励改制,扶持民企,用一腔热血打造新的工业“增长极”,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打造了寿光工业航母。他一个人带领一群人,埋头苦干,励精图治,给寿光工业的万丈高楼打下“基石”。
“倒数第三”奋起追赶
调查研究摸透企业
寿光历史上是个农业县,工业是寿光的软肋,底子很薄,只有几个盐场还像样。1986年7月,王伯祥第一次以寿光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会议期间,下发了一张“潍坊市十二县市区工业经济数字对比表”,寿光工业总产值2.19亿元,排在第四位。如果把原盐拿掉,寿光纯工业产值仅剩1.19亿元,就成了倒数第三。
会议刚散,王伯祥马上赶回寿光,来了一个全县工业总动员。他说:“知耻而后勇,咱们就头拱地,打一场工业翻身仗,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就在王伯祥敏锐地看到富民强县光靠农业不行,决心再打一场工业翻身仗时,有人善意地提醒他:“摆弄企业期限大,最快也得三五年才见效,你说走就走,这不是养了鸡让别人吃蛋吗?”他回答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错失了机遇,耽误了寿光将来发展,我就是罪人。”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潍坊的一次会议上,当寿光方面讲到全县各级一把手要重点抓工业时,有人当场质问:“现在中央提出县级一把手重点抓农业,你们却提出重点抓工业,这不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吗?”
犹如当头一棒,王伯祥也紧张了。他担心的倒不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是寿光刚刚启动的工业攻坚会因此搁浅。他急匆匆找到市领导,反复申明寿光搞工业的原委。这位市领导开始紧绷着脸,慢慢眉眼舒展,最终点头认可了寿光的做法。
紧接着,王伯祥带着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银行的同志,听汇报、看厂房、查数据、找问题,和职工讨论、研究,然后,与邻近的工业强县作比较……把全县20多个企业研究了个透。
各地考察取来真经
一年内上77个项目
在全县工业总动员不久,王伯祥又亲自带领县五大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厂长、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江苏宿迁、常熟、太仓和张家港的乡镇企业取经。在江苏发现,人家一个县工业产值高达40多亿元,而寿光县仅有3亿元,落差十多倍,让他们在越看越惊中“换脑筋”“长见识”。
“取经就是取经,不是看光景,消化不了就是白取了。”王伯祥说。11天后,70多人的工业取经团满载而归。不到一年,县里就上了棉纺厂、胶合板厂、制药厂、35万吨盐场等77个项目,投资1.5亿元。
出去看,回来干。此后王伯祥每年都组织工业取经团,到深圳、东莞、上海,真取经,取真经,寿光工业一年一次蜕变。
1989年,寿光县引进第一个“三资”企业项目。为了这个项目,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县长李福明,在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奔波于北京、济南、青岛等地,由于过度劳累,患了严重的胃窦炎、胃溃疡。每逢出发,都是带着中药锅子,每到一处住下,司机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煎药。他一天一副中药,其中有150多副是在出差途中服用的。李福明说:“伯祥是个工作狂,一个工作狂带出了一群工作狂。”
全县撒网遍选能人 大胆举措发展工业
缺企业,更缺企业家。抓企业,先执牛耳。在王伯祥就任县委书记初期,对县属企业负责人进行调整的时候,首先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到群众中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研,采用测评、访问、考察等各种方式,将真正的能人选拔出100个。后来,又从中筛选出40个,分三批充实到县属企业的领导岗位。
王伯祥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后来,寿光县委组织部出台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此后,寿光又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大胆举措。
有一次,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深夜,专题研究企业领导的调整问题。会议拍板:在全县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全县撒网,遍选能人。
1987年1月的一天,王伯祥来到台头镇造纸厂。这个镇办小厂蒸蒸日上,一派生机。直接抓这个企业的副镇长陈永兴作了简明扼要、头头是道的汇报,引起了王伯祥的关注。
王伯祥立即责成县委组织部对陈永兴全面考察。10天后,王伯祥和组织部长张明海,就带着陈永兴来到了县造纸厂。县委书记亲自送新厂长上任,这在寿光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见面会上,王伯祥郑重宣布三条政策:“三年内免除造纸厂的税收,利润也不用上交财政,全部用于渡难关和扩大再生产;企业干部任免,厂里自己说了算;有困难及时汇报,我能办的立即办,一时办不了的,县委班子集体想办法。”
伯祥是伯乐。当时是台头镇副镇长兼经委主任的陈永兴被委以重任,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寿光造纸厂不断赶超行业标兵,先是潍坊市老大,后是山东省老大,最后成为全国行业老大。当年的县造纸厂如今已变身拥有A、B、H三种股票的晨鸣集团,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0强。
像陈永兴这样的“有事业心的能人”脱颖而出,联盟化工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杨志强,那时只是化肥厂的生产科长;巨能集团董事长田其祥,在被提拔为县供电公司副经理之前,只是一名年仅24岁的普通职工;仙霞集团董事长王金栋,当时刚由部队转业回到家乡不久……还有墨龙集团的张恩荣,百货大楼的舒安,富康制药的杨维国都是公开选拔上来的厂长、经理,他们被推上工业一线,实现了寿光企业班子“大换血”,他们各显其能,很快把企业扭亏为盈,寿光崛起了一批响当当的国家级大中型企业,为全县企业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休养生息 工业税收全免促企业发展壮大
1987年初的一天,王伯祥把县财政局长田效忠请到了办公室,上来一句话就让田效忠大跌眼镜:“我想把今年全县的工业税收全免了!”
田效忠愣怔半天:“那全县吃财政饭的两万多张嘴巴咋办?”
王伯祥见田效忠两眼发直的样子,轻松地笑了:“你先别紧张,听我算一笔账。1986年,咱全县财政收入1.05亿元,其中盐税占大头,工业税还不到1500万元。咱们的工业刚开始长身子骨,还很弱,收这点税,像从孩子身上抽血,县财政没多大增长,却影响了企业的生长。我看,咱们来个‘以盐养工’,补上这千把万元。让工业企业轻装上阵,这叫涵养税源,放水养鱼。”
田效忠还有些愁:“话是这么说,只是这增加盐税谈何容易?”王伯祥支招:“一是多产盐,二是多卖盐,三是调整税收政策。这三条就是增加盐税的潜力。”
王伯祥立刻电话招来分管盐业的副县长白永生、盐业公司经理桑绪先、税务局长张洪声,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头出击。结果,寿光县当年增加盐税6000多万元,而工业企业税收全部免掉。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好比给稚嫩的身子适时补钙,使得刚刚起步的寿光工业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
表扬“小老板” 引发寿光民营企业激增
1987年10月18日,寿光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大会。会上,王伯祥以热情的口吻,邀请台下的一个人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这个人叫张本敬,原是县汽运公司车队队长,停薪留职办了一个振兴园艺场,一年纯收入15万元。张本敬发了,但是议论和冷眼很多,有人嫉妒:“雇着70多人干活,这不成了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了?”有人甚至义愤填膺:“再不限制,任其发展,社会可就变味了。”
王伯祥当众给张本敬正名:“我们寿光县应该多出几个张本敬,农业上有,工业上有,三产上也要有。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你们大胆放开手脚搞,搞好了,光荣!”
王伯祥一番话,搬掉了张本敬心头的石头,张本敬说:“伯祥书记为我正名,是为民营经济正名!”
树了一个张本敬,引发了寿光发展民营经济的“骨牌效应”。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平金辞职下海,办起了万龙实业公司,十多年后,公司成为一家拥有4亿元固定资产、利税5000万元的中型企业。
几年时间,全县所有乡村企业都改制为民营企业,侯镇鲁丽集团、天成食品有限公司、富士木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都快速成长为行业翘楚。
1991年,王伯祥离开寿光。在他的五年半任期里,寿光的县乡村企业从303家发展到4854家,总产值翻了三番,利税增长了近10倍。
全县推广股份制
抓产权制度改革
1987年3月,王伯祥到上口镇召集座谈会。上口镇党委书记肖庆周汇报,他们镇的南邵一村五金厂已实行股份制。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敏感话题,王伯祥一听,当晚就住在了上口镇。
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了南邵一村五金厂摸情况。五金厂原来是一个只有5万元固定资产的村办农修厂,1982年村民李友春承包了厂子,1984年发动职工集资入股,职工既按股分红又按劳取酬,利益共享。仅两年时间,该厂固定资产比合股前增长了8倍,年产值增长了10倍,利润增长了20倍,企业没向银行贷一分钱。听完介绍,王伯祥高兴地说:“现在咱们县存款5亿元以上,如果有2亿元入股企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十几天后,全县召开了千人规模的企业股份制大会。农民企业家李友春被请上台作报告。随后,王伯祥大讲股份制,并大胆预言:我国的大部分企业最终要走股份制这条路子。
随后,王伯祥又趁热打铁,抓了县商业综合公司这个典型,将产权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导入”国有企业。
王伯祥在全县宣扬股份制,推广股份制,1989年,股份制企业拥有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30%,利税占全县企业总额的28%;1990年,全县股份制企业达到464个,其中镇村企业437家,县属企业27家。
其后,数任寿光县(市)领导班子,沿着王伯祥定位的坐标轨迹,继续做大工业“增长极”。王伯祥抓工业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传奇。
以百姓利益为标准
标杆三问成就第一
曾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王家相说,王伯祥有个著名的“标杆三问”。以原来的造纸厂为例:你造纸厂,在全潍坊市是个什么位次?安丘第一,好了,那你就要到安丘造纸厂学习,班长学班长,车间主任学车间主任,厂长学厂长。终于在潍坊市夺了第一,再问:你在全省是什么位次,找到目标,然后盯着学。最后问,你在全国是什么位次?寿光造纸厂,就是这样被一问再问,一步步“问”成晨鸣集团——全国造纸业的“老大”。
各行各业都来个“三问”,把具体目标定明白。寿光教育原来在全市排不上号。王伯祥干县委书记的时候,寿光农业技术学校还坐落在一片涝洼地里。校长王焕新曾经是王伯祥的中学老师,王焕新请求当县委书记的学生支援。王伯祥照例也是“三问”,问出了新思路,有了新未来。
学生“三问”,老师来了个“四改”:改单一型为多样型,改书生型为实用型,改封闭型为开放型,改消费型为开发型。除开设全省统一、全国承认的学历专业外,还办了为期不等的各种专业培训班,敞开大门,创建实体,农业技术学校摇身成为寿光职业中专,在全省同类学校中拔了头筹。后来学校成为“山东经济发展学院”,而今成了潍坊科技学院。在县级办起大学,实属凤毛麟角。
寿光在全省、全国的第一越来越多。让王伯祥欣慰的是,所有的第一,都是以老百姓的利益第一为标准的。比如山东省道路评比,八项指标,寿光拿了7个第一。王伯祥说:“这第一那第一,菜农卖菜顺畅了才是真第一!”
甘当伯乐选贤任能 打一场工业翻身仗
历史上寿光是个农业县,1986年全县纯工业总产值非常低,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五年多,不拘一格降人才,转观念,用能人,筹资金,上项目;放水养鱼,减轻商业负担;鼓励改制,扶持民企,用一腔热血打造新的工业“增长极”,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打造了寿光工业航母。他一个人带领一群人,埋头苦干,励精图治,给寿光工业的万丈高楼打下“基石”。
“倒数第三”奋起追赶
调查研究摸透企业
寿光历史上是个农业县,工业是寿光的软肋,底子很薄,只有几个盐场还像样。1986年7月,王伯祥第一次以寿光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会议期间,下发了一张“潍坊市十二县市区工业经济数字对比表”,寿光工业总产值2.19亿元,排在第四位。如果把原盐拿掉,寿光纯工业产值仅剩1.19亿元,就成了倒数第三。
会议刚散,王伯祥马上赶回寿光,来了一个全县工业总动员。他说:“知耻而后勇,咱们就头拱地,打一场工业翻身仗,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就在王伯祥敏锐地看到富民强县光靠农业不行,决心再打一场工业翻身仗时,有人善意地提醒他:“摆弄企业期限大,最快也得三五年才见效,你说走就走,这不是养了鸡让别人吃蛋吗?”他回答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错失了机遇,耽误了寿光将来发展,我就是罪人。”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潍坊的一次会议上,当寿光方面讲到全县各级一把手要重点抓工业时,有人当场质问:“现在中央提出县级一把手重点抓农业,你们却提出重点抓工业,这不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吗?”
犹如当头一棒,王伯祥也紧张了。他担心的倒不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是寿光刚刚启动的工业攻坚会因此搁浅。他急匆匆找到市领导,反复申明寿光搞工业的原委。这位市领导开始紧绷着脸,慢慢眉眼舒展,最终点头认可了寿光的做法。
紧接着,王伯祥带着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银行的同志,听汇报、看厂房、查数据、找问题,和职工讨论、研究,然后,与邻近的工业强县作比较……把全县20多个企业研究了个透。
各地考察取来真经
一年内上77个项目
在全县工业总动员不久,王伯祥又亲自带领县五大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厂长、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江苏宿迁、常熟、太仓和张家港的乡镇企业取经。在江苏发现,人家一个县工业产值高达40多亿元,而寿光县仅有3亿元,落差十多倍,让他们在越看越惊中“换脑筋”“长见识”。
“取经就是取经,不是看光景,消化不了就是白取了。”王伯祥说。11天后,70多人的工业取经团满载而归。不到一年,县里就上了棉纺厂、胶合板厂、制药厂、35万吨盐场等77个项目,投资1.5亿元。
出去看,回来干。此后王伯祥每年都组织工业取经团,到深圳、东莞、上海,真取经,取真经,寿光工业一年一次蜕变。
1989年,寿光县引进第一个“三资”企业项目。为了这个项目,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县长李福明,在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奔波于北京、济南、青岛等地,由于过度劳累,患了严重的胃窦炎、胃溃疡。每逢出发,都是带着中药锅子,每到一处住下,司机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煎药。他一天一副中药,其中有150多副是在出差途中服用的。李福明说:“伯祥是个工作狂,一个工作狂带出了一群工作狂。”
全县撒网遍选能人 大胆举措发展工业
缺企业,更缺企业家。抓企业,先执牛耳。在王伯祥就任县委书记初期,对县属企业负责人进行调整的时候,首先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到群众中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研,采用测评、访问、考察等各种方式,将真正的能人选拔出100个。后来,又从中筛选出40个,分三批充实到县属企业的领导岗位。
王伯祥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后来,寿光县委组织部出台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此后,寿光又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大胆举措。
有一次,王伯祥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深夜,专题研究企业领导的调整问题。会议拍板:在全县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全县撒网,遍选能人。
1987年1月的一天,王伯祥来到台头镇造纸厂。这个镇办小厂蒸蒸日上,一派生机。直接抓这个企业的副镇长陈永兴作了简明扼要、头头是道的汇报,引起了王伯祥的关注。
王伯祥立即责成县委组织部对陈永兴全面考察。10天后,王伯祥和组织部长张明海,就带着陈永兴来到了县造纸厂。县委书记亲自送新厂长上任,这在寿光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见面会上,王伯祥郑重宣布三条政策:“三年内免除造纸厂的税收,利润也不用上交财政,全部用于渡难关和扩大再生产;企业干部任免,厂里自己说了算;有困难及时汇报,我能办的立即办,一时办不了的,县委班子集体想办法。”
伯祥是伯乐。当时是台头镇副镇长兼经委主任的陈永兴被委以重任,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寿光造纸厂不断赶超行业标兵,先是潍坊市老大,后是山东省老大,最后成为全国行业老大。当年的县造纸厂如今已变身拥有A、B、H三种股票的晨鸣集团,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0强。
像陈永兴这样的“有事业心的能人”脱颖而出,联盟化工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杨志强,那时只是化肥厂的生产科长;巨能集团董事长田其祥,在被提拔为县供电公司副经理之前,只是一名年仅24岁的普通职工;仙霞集团董事长王金栋,当时刚由部队转业回到家乡不久……还有墨龙集团的张恩荣,百货大楼的舒安,富康制药的杨维国都是公开选拔上来的厂长、经理,他们被推上工业一线,实现了寿光企业班子“大换血”,他们各显其能,很快把企业扭亏为盈,寿光崛起了一批响当当的国家级大中型企业,为全县企业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休养生息 工业税收全免促企业发展壮大
1987年初的一天,王伯祥把县财政局长田效忠请到了办公室,上来一句话就让田效忠大跌眼镜:“我想把今年全县的工业税收全免了!”
田效忠愣怔半天:“那全县吃财政饭的两万多张嘴巴咋办?”
王伯祥见田效忠两眼发直的样子,轻松地笑了:“你先别紧张,听我算一笔账。1986年,咱全县财政收入1.05亿元,其中盐税占大头,工业税还不到1500万元。咱们的工业刚开始长身子骨,还很弱,收这点税,像从孩子身上抽血,县财政没多大增长,却影响了企业的生长。我看,咱们来个‘以盐养工’,补上这千把万元。让工业企业轻装上阵,这叫涵养税源,放水养鱼。”
田效忠还有些愁:“话是这么说,只是这增加盐税谈何容易?”王伯祥支招:“一是多产盐,二是多卖盐,三是调整税收政策。这三条就是增加盐税的潜力。”
王伯祥立刻电话招来分管盐业的副县长白永生、盐业公司经理桑绪先、税务局长张洪声,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头出击。结果,寿光县当年增加盐税6000多万元,而工业企业税收全部免掉。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好比给稚嫩的身子适时补钙,使得刚刚起步的寿光工业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
表扬“小老板” 引发寿光民营企业激增
1987年10月18日,寿光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大会。会上,王伯祥以热情的口吻,邀请台下的一个人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这个人叫张本敬,原是县汽运公司车队队长,停薪留职办了一个振兴园艺场,一年纯收入15万元。张本敬发了,但是议论和冷眼很多,有人嫉妒:“雇着70多人干活,这不成了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了?”有人甚至义愤填膺:“再不限制,任其发展,社会可就变味了。”
王伯祥当众给张本敬正名:“我们寿光县应该多出几个张本敬,农业上有,工业上有,三产上也要有。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你们大胆放开手脚搞,搞好了,光荣!”
王伯祥一番话,搬掉了张本敬心头的石头,张本敬说:“伯祥书记为我正名,是为民营经济正名!”
树了一个张本敬,引发了寿光发展民营经济的“骨牌效应”。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平金辞职下海,办起了万龙实业公司,十多年后,公司成为一家拥有4亿元固定资产、利税5000万元的中型企业。
几年时间,全县所有乡村企业都改制为民营企业,侯镇鲁丽集团、天成食品有限公司、富士木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都快速成长为行业翘楚。
1991年,王伯祥离开寿光。在他的五年半任期里,寿光的县乡村企业从303家发展到4854家,总产值翻了三番,利税增长了近10倍。
全县推广股份制
抓产权制度改革
1987年3月,王伯祥到上口镇召集座谈会。上口镇党委书记肖庆周汇报,他们镇的南邵一村五金厂已实行股份制。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敏感话题,王伯祥一听,当晚就住在了上口镇。
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了南邵一村五金厂摸情况。五金厂原来是一个只有5万元固定资产的村办农修厂,1982年村民李友春承包了厂子,1984年发动职工集资入股,职工既按股分红又按劳取酬,利益共享。仅两年时间,该厂固定资产比合股前增长了8倍,年产值增长了10倍,利润增长了20倍,企业没向银行贷一分钱。听完介绍,王伯祥高兴地说:“现在咱们县存款5亿元以上,如果有2亿元入股企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十几天后,全县召开了千人规模的企业股份制大会。农民企业家李友春被请上台作报告。随后,王伯祥大讲股份制,并大胆预言:我国的大部分企业最终要走股份制这条路子。
随后,王伯祥又趁热打铁,抓了县商业综合公司这个典型,将产权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导入”国有企业。
王伯祥在全县宣扬股份制,推广股份制,1989年,股份制企业拥有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30%,利税占全县企业总额的28%;1990年,全县股份制企业达到464个,其中镇村企业437家,县属企业27家。
其后,数任寿光县(市)领导班子,沿着王伯祥定位的坐标轨迹,继续做大工业“增长极”。王伯祥抓工业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传奇。
以百姓利益为标准
标杆三问成就第一
曾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王家相说,王伯祥有个著名的“标杆三问”。以原来的造纸厂为例:你造纸厂,在全潍坊市是个什么位次?安丘第一,好了,那你就要到安丘造纸厂学习,班长学班长,车间主任学车间主任,厂长学厂长。终于在潍坊市夺了第一,再问:你在全省是什么位次,找到目标,然后盯着学。最后问,你在全国是什么位次?寿光造纸厂,就是这样被一问再问,一步步“问”成晨鸣集团——全国造纸业的“老大”。
各行各业都来个“三问”,把具体目标定明白。寿光教育原来在全市排不上号。王伯祥干县委书记的时候,寿光农业技术学校还坐落在一片涝洼地里。校长王焕新曾经是王伯祥的中学老师,王焕新请求当县委书记的学生支援。王伯祥照例也是“三问”,问出了新思路,有了新未来。
学生“三问”,老师来了个“四改”:改单一型为多样型,改书生型为实用型,改封闭型为开放型,改消费型为开发型。除开设全省统一、全国承认的学历专业外,还办了为期不等的各种专业培训班,敞开大门,创建实体,农业技术学校摇身成为寿光职业中专,在全省同类学校中拔了头筹。后来学校成为“山东经济发展学院”,而今成了潍坊科技学院。在县级办起大学,实属凤毛麟角。
寿光在全省、全国的第一越来越多。让王伯祥欣慰的是,所有的第一,都是以老百姓的利益第一为标准的。比如山东省道路评比,八项指标,寿光拿了7个第一。王伯祥说:“这第一那第一,菜农卖菜顺畅了才是真第一!”
政绩刻在百姓心坎上
王伯祥认为,县委书记就是全县上百万人的一个标杆,与他搭档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桂昌动情地说:“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伯祥书记是怎样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责任,凭着对老百姓的无限深情,凭着敢为人先的大智大勇,带领全县人民打响了寿光历史上著名的史诗般的三大战役,让一个原本贫穷的寿光迅速崛起,让政绩刻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回回让出新车 不给坏风气开口子
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他的“坐驾”先后是双排客货两用车、北京帆布吉普车、北京213吉普车、上海牌轿车、老式伏尔加轿车,且多数都不是新购的。
1987年夏天,县委第一次购进一辆普通桑塔纳轿车。王伯祥不坐,他指定让副县长王明新坐。王明新不接受。王伯祥说:“你抓工业,整天跟外界打交道,代表着咱寿光的形象,咱可要把金贴在脸上啊!”王明新坐着新车到济南、去北京,联系成了许多大项目,为全县工业崛起立了大功。
1988年,县委又新添了一辆皇冠轿车,王伯祥把车派给了副书记,理由是:“副书记陪同上级领导这里参观、那里视察,要是车不好,今日路上抛锚,明日地里趴窝,丢了面子是个事儿,耽误了工作更是个事儿。我需要用车就跟你借。”副书记说不过王伯祥,只好从命。
1989年,县物资公司购进了6辆豪华皇冠轿车,每辆售价30多万元。一些同志建议县委买几辆,王伯祥行使了否决权。
虽然当时社会上一度出现用车攀比现象,寿光却“纹丝不动”,奢靡之风不刹自灭。寿光百姓说,这是“伯祥效应”。王伯祥曾对上级媒体来采访的记者表白自己的心迹:“我是担心坏风气一开,不好收拾。就跟河口子一样,一开了,就不好堵。”
一辆130客货两用车装满了全部家当
1991年10月,王伯祥升任潍坊市副市长,家也要搬到潍坊市去。这是他第三次搬家。
第一次搬家是从老家农村搬到道口乡驻地。那是1980年,王伯祥由县委农工部长调任道口乡任党委书记。搬家那天,道口乡政府派了一辆130客货两用车,车前棚坐着妻子侯爱英和三个孩子,后厢拉着千余斤小麦,还有一套旧式桌椅和零碎家具。
三年后,王伯祥升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8月28日,他的家从道口乡搬到寿光县城。除了三年前那堆破旧不堪的家具,新添的只有三件新家具——三张床。这三张床是老父亲送的,老父亲见孙子、孙女都大了,该分床了,就伐了家里的梧桐树,找木匠打了床。木料用完了,老人就用高粱秆一根根地勒出了三个“床板”。即使这样,130汽车也没装满。
往潍坊搬家是第三次搬家,这天,寿光派了一辆130客货两用车,一车就装完了王伯祥全部的家当:前棚坐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车厢拉着水桶、锅灶、风箱,几百斤玉米、千余斤小麦,一套旧式桌椅和零碎家具,当年老父亲做的桐木床床沿已经变黑。潍坊市政府派来的一辆货车没东西可拉,干脆装上了院子里没烧完的蜂窝煤和引火用的柴火。
说要住楼房却屡屡食言
县委书记“跟不上时代”
去过王伯祥家的人,都说他“跟不上时代”。任寿光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间,王伯祥一家五口人始终住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间旧平房里。
王伯祥在全县大会上讲:“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我绝不住楼房。”等过了两亿,他却绝口不提住楼房的事。就连他父母住的普通农家小院,与已富起来的寿光农民相比,也显得格格不入。二老睡土炕,用锅灶、破三屉桌、旧沙发。王伯祥每每念及此,都不由长叹:“我是一个不孝之子……”
1987年10月4日,寿北开发刚刚拉开帷幕,王伯祥要去北大洼的前一天,他10岁的小儿子左臂骨折住进医院。王伯祥不由得一阵心酸。由于平时早出晚归,孩子们小的时候甚至不认识他。临走前,王伯祥拿出50元钱给妻子侯爱英:“我不去医院了,一定给孩子买点苹果吃。”
妻子知道丈夫忙,每天早出晚归,见不上孩子,经常半夜回来,想孩子了,就拉开电灯,一个个看。
百姓书记映初心
伯祥精神留民心
离开寿光去潍坊时,送行的人群中,终于有人控制不住:“伯祥书记,咱寿光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当也比你多呀!”
王伯祥一笑:“这不很好嘛!”
握手送别的刹那,许多送行者突然泪水奔涌,呜呜地哭出了声……
“伯祥书记”离开了寿光,留下的,是3.3万个年均收入两万元的蔬菜大棚,120万亩棉田、盐田、虾池,4850多家企业,已成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的全县70%的群众……
2009年6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已经66岁的王伯祥说:“群众对我的感情,其实蕴含着对我们党的感情;老百姓感谢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称赞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党的伟大,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对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进行了表彰,王伯祥作为其中一员,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开放奖章,并获评“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典型代表”。12月20日,王伯祥载誉归来,他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变化是大多数人富起来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民今天的日子。农民不光有饭吃,还有钱花,这个变化为什么较早地在寿光实现了?那是因为寿光人民主动地自己找路子。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不是让别人给你找路子,而是要自己找适合自己的路子。”
在王伯祥精神的感召下,寿光市历任领导班子双手接过“接力棒”,抖擞精神再出发。
如今的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中国海盐之都”,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18个重大典型之一,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集中宣传和推广典型、“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全国3个典型采访县市之一,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肯定“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2022年,寿光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首次跻身“千亿俱乐部”,外贸进出口总量突破500亿元,营业收入过亿元企业170家,25家企业纳税过亿元,上市过会企业8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578亿元,是全省存款最多的县(市),从一粒种子到一盘菜的蔬菜产业体系建设典型经验入选“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群众满意度调查中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市第一位,连续三年以全省前三名的成绩被省政府确定为高质量发展先进县。
王伯祥给寿光人民留下一座座搬不走的金山银山,“伯祥精神”成为一笔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赤子之心,大地为鉴!
本期图片由尹莉莉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伯祥书记》《大地为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