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传贵

　　我的父亲景柏承生前任职济南市中心医院，并兼任原山东医学院教授。父亲不但针灸水平高，中医内科、小儿科也非常精通。父亲每次给病人开药方，都用复写纸留下记录，记录药方有几百本，可惜这些药方在“文革”时期毁于一旦。
　　父亲医德高尚，一切为病人着想。凡是家庭困难的病人，他总是从方方面面给予照顾。很多周边街坊花不起钱去医院，就等他下班来看病，父亲不顾疲劳，从不厌烦。有一年，父亲回老家探亲，正赶上老家发生了一种小儿流行病，周围几十个村的群众都来请父亲去看病。于是，他去了一个又一个村，治好了大部分孩子的病。大约三个月，父亲没有回家。没有电话也没有交通工具，家里联系不上父亲，当时，我的一个小弟刚满月也得了这种流行病，因得不到治疗而病死，母亲伤心不已。
　　父亲一直想让我上医学院，将来好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们家住在五号狮子口街的一个大杂院里，院中有七八户人家，还有一个小纺织厂，厂里的工人也住在这里。我小时候经常和这些工人在一起，跟着他们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俄国文学作品等。后来，家里的一本《社会发展简史》，其真理内容及逻辑的力量感染了我。我对历史和社会科学都非常感兴趣，唯独对学医没兴趣。
　　我违背了父亲的心愿，报考了师范学院历史学，毕业后又改行当了政治教师。父亲也尊重我的选择，但还是希望我多读一些医学书籍，增长医学常识。每每放假回家，我总会读一些父亲的医书。有一年，假期结束返校，我正在济南火车站等车，看见父亲急急忙忙地跑来，给我送一本医书。这本医书我在家中没看完，原想带到学校接着看，不成想忘带了。父亲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感动地留下了眼泪，看到父亲往回走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
　　我的母亲董玉珍是一位家庭妇女，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对做人的道理却非常明白。中国妇女的朴素、节俭、勤劳、忠厚、与人和善、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人挣钱维持。父亲当时是11级大夫，工资有100多元，算是高工资了，但是家里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母亲一人持家，必须勤俭节约，才能使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吃饱穿暖，还能尽量有节余。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用心操劳，再苦再累也不在乎。母亲与人和善，大杂院里所有住户，都是母亲的好朋友。
　　父母二人感情非常深厚。父亲对母亲爱护有加，下班回家见母亲在劳动，就先问一声累不累，然后让母亲赶快坐下来休息。父亲爱喝酒，就算早些年，母亲也会想尽办法让父亲喝上酒且有炒鸡蛋下酒。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工作一天非常劳累，喝点酒可以解除疲劳。
　　有这样的爹和娘，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只是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不能常在父母面前尽孝道，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